馬基雅維利是西方思想史上遭受非難最多的偉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對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基礎產生了重大威脅。迄今為止，他的名字仍然作為狡猾、口是心非和在政治事務中運用欺詐的像征。羅素認為對他的毀謗“一大部分出於惱恨人坦白自供壞事的偽君子的憤慨”。事實上，真實的馬基雅維利卻是另一種麵貌。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中指出：“在所有那些認為有可能建設一個國家的人們當中，馬基雅維利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偉大的人物。他把現存勢力看作是有生命的和能動的，對於可能采取的方法，觀察得廣泛而精確，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的不矜虛榮和不尚浮誇，無人能及；的確，他不是為一般群眾，而隻是為了君主和執政者，或者是為了私人朋友而寫作的。對他來說，危險並不在於他冒充天才或在於思想體係的錯誤，而在於他自己顯然也難以控製的強有力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論斷的客觀性，其坦率程度有時令人吃驚，但它卻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朝代標誌。在那個時代裏，人們是難於相信正義或者別人有正義的行為的。我們如果從道德觀點上來衡量而對他感到憤怒，那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我們已經看到我們自己這一世紀的政治家們是把政治道德理解為什麼意義的。”
尼科洛·馬基雅維利（1469-1527）出生於佛羅倫薩的富豪家庭，至父親一代時，除四壁圖書外已一無所有，因此沒有機會學習希臘文，拉丁文也隻得以自學為主，但他在人文學科方麵接受了較好教育。1498年，馬基雅維利出任第二國務廳長官，後兼任共和國執政委員會秘書，負責外交和國防，經常奉命出入意大利以及外國的宮廷。皮埃羅·索德裏尼為佛羅倫薩旗官（首席執政官）執政時，他被委以重任，在外交和國防方麵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512年，索德裏尼被廢黜，美第奇家族重新成為佛羅倫薩的主人，馬基雅維利被免除一切職務。後因一起反對美第奇家族的政治密謀蒙冤入獄，幾經拷問，終於無罪獲釋。這時他一貧如洗，過了一段蟄居生活。《君主論》和《論蒂托·李維的最初十年》就寫於這一時期。這兩部著作凝聚著他研究古代經典著作的心血和他對戎馬生活的真實體驗。他把《君主論》獻給洛倫佐·美第奇以求一官半職，未得如願。後來美第奇家族的朱理執政，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用。1527年，美第奇家族失勢，共和國重新成立，馬基雅維利失去公職，憂鬱成疾而終。馬基雅維利一生寫下了大量著作，包括曆史、政論、小說和喜劇等，從中都表現出了他的傑出天才。他的主要著作除上麵提到的兩部以外，還有《佛羅倫薩史》和《論戰爭的藝術》，他的喜劇作品是《曼陀羅花》和《克麗齊亞》。
《君主論》於1513年下半年開始動筆，至該年的聖誕節完成。關於此書的寫作背景和寫作動機，馬基雅維利在給友人的一封長信中說：當時他獄中獲釋，賦閑在家，為使“窮愁潦倒”的生活能夠忍受，他專心研究古典曆史書籍，追尋古人各種活動的原因，並以過去15年從他自身經曆增長的見識中加以印證，寫下了一本小書《論大公國治國之道》，對這個主題作了盡可能深入的探究，這本“小書”即《君主論》。然後，他加了一篇獻辭，獻給“偉大的洛倫佐”，他最大的希望是以這篇論文引起美第奇君主對他的注意（但事實上他未能如願），這個直接的目的如此之強，有時以致有損於他議論的客觀性，也使此書與他另外一些著作的傾向非常不同。羅素認為隻讀此書，往往會對他的學說得出偏頗的結論。
無論馬基雅維利的個人動機如何，《君主論》都是對曆史事實和當時事件的最精辟的經驗總結，它的主旨是闡明邦國是如何得來的，如何保住的，同時又是如何失去的；它的核心是“君主如何運用手段”，亦即君主的“手腕”，君主的謀略。馬基雅維利將這點發揮到極致。馬基雅維利說：“關於人類一般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忘恩負義、容易變心的，是偽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難、追逐利益的。”這是為什麼違反道德的統治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因此君主治國不一定恪守道德。傳統所謂的正義、自由、寬厚、信仰、虔誠等美德沒有自身的價值，因為“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與人們應當怎樣生活之間有很大距離；如果一個人為了他應該做的而放棄了一般人實際所做的事，那麼他就不是在保存自己，而是在毀滅自己。”作為君主，如果隻是善良就會滅亡；一個君主必須狐狸般地狡猾，獅子般地凶狠；“隻要他能夠遵循好的統治之道，他決不偏離，但他也知道在必要時如何采取壞行為”。知道何時做狐狸，何時做獅子，是君主成功的關鍵，也是全部政治藝術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