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發展到20世紀末，再次迎來了世界性的社會轉軌高潮，它主要由兩大社會實體群構成：一是中國從70年代末期起進入改革開放發展階段，到了90年代初，隨著市場經濟因素的不斷增多，開始了從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過渡的曆史性進程。此後，與中國相鄰的越南也走上基本相同的發展道路。二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蘇聯為核心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動蕩並隨之瓦解，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宣告解體，組成蘇維埃聯盟的15個加盟共和國分裂成為各自獨立的國家（有的結成獨聯體），這些總計二十幾個原社會主義國家亦紛紛走上社會轉軌道路。在這兩大社會實體群中，中國和俄羅斯因人口、領土麵積、資源情況和國際影響等因素而成為兩個最大的社會轉軌實驗場，也最具有可比性和相互借鑒性。因此，俄羅斯的社會轉軌一直受到我們中國人的關注。
中國和俄羅斯的社會轉軌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共同點是：都放棄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過渡，實行社會經濟體製的轉型。不同點是：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以經濟為中心、漸進改革的發展道路，並取得經濟蓬勃發展、綜合國力大幅度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的顯著成就；俄羅斯則率先放棄了社會主義，仿效西方建立了三權分立政治製度，走上了以政治變革為先導繼而推動激進經濟改革的發展道路，但社會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總體上未見增長反而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未見改善反而普遍惡化。何以會出現這種行為方式和效果的差別？這種差別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兩國不同發展道路的借鑒意義或警示意義何在？迄今為止這種比較性研究在我國尚屬空白。作為比較研究的第一步，需要對相互比較的客體進行係統研究。我國學者已對中國的改革發展道路做出階段性總結，但對俄羅斯發展道路的研究還很零散，缺乏係統。正因為缺乏深入的比較研究，以致包括國外和國內的一些人認為：盡管俄羅斯社會轉軌目前的效果不理想，但是政治製度改革的“進步”為它今後的大發展鋪平了道路；中國由於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製，其發展將會受製於製度因素而逐漸放慢。在這些人看來，對於中俄不同發展道路孰優孰劣問題現在還遠不到下結論的時候。鑒於上述問題的存在，俄羅斯發展道路研究就不單是國別問題研究，對我們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因此，此項研究被列為我國社會科學界的重大課題，並由本書作者集體共同承擔。本書是第一部由我國學者撰寫的全麵、係統研究俄羅斯社會轉軌道路的著作。
從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算起，新俄羅斯作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一員已走過了整整十年的發展曆程。十年實踐為時已不算短，因此目前對俄羅斯發展道路進行階段性總結的條件已經成熟。
在過去的十年裏，俄羅斯分為兩個發展階段：1992—1999年的八年為“葉利欽時代”，2000年進入“普京時代”。由於普京時代剛剛開始，盡管在發展思路上普京已顯露出與葉利欽有很大的不同，但就目前而言，俄羅斯的新一輪變革僅初現端倪，其前景如何還需觀察。因此，在對過去的十年進行總結時，我們將重點放在葉利欽時代，兼而對普京的政策及其發展趨勢進行描述和論證。
過去十年中俄羅斯的社會轉軌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政治轉製，二是經濟轉型。這一社會轉軌過程對於俄羅斯民族來說是不無痛苦的。在經濟上，與蘇聯解體前的俄羅斯相比，1999年它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大約40％，降幅遠遠大於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資本主義大危機，甚至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蘇聯經濟所造成的破壞，人民生活陷入普遍貧困。
在政治上，在向西方式民主製度轉變之中和之後，相伴而來的是激烈的社會衝突、民族紛爭、權力拚殺、陰謀和流血，俄羅斯成了政治角逐的大舞台，政局持續動蕩。在國際上，俄國人最初希冀通過加入西方陣營來實現自身利益，但西方卻對俄羅斯施加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並從地緣政治上對俄羅斯進行擠壓。在與西方的利益碰撞中俄羅斯一再受到打擊，飽受欺淩之苦，與蘇聯的鼎盛時期相比，俄羅斯民族的國際地位急劇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