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美國越戰敘事作品中，越南和越南人處於尷尬的缺席狀態。盡管戰爭發生在越南，敵人是越南人，盟軍也是越南人，但在美國人的文學作品裏，對越南和越南人的描寫卻寥寥無幾。即使有那麼不多的幾筆，越南和越南人也總處於模糊暗淡的背景之中，讀起來，不免給人霧裏看花、水中望月的感覺。
在描寫美軍士兵到越南與越南人作戰時，美國越戰文學作家大多把焦點聚集在在越作戰的美軍士兵身上，關注他們在越南的命運。然而，大部分作品很少關注越南當地人遭受的災難和他們的感受。這是因為美國越戰作家能深刻感受到美軍士兵在戰爭中的痛苦，而越南人的痛苦卻抽象而遙遠，隻存在於他們的想象中。林恩？漢利在著作《撰寫戰爭：小說、性別與回憶》中認為，幾乎所有越戰文學和電影都要求讀者或觀眾去同情美軍士兵，從他們的角度考慮問題，考慮他們在越戰中遭受的苦難：“在美國製造的一場戰爭中，美國人的苦難和殘暴，被無端置於另三個國家的所有人之上，而它們在世界的另一端，從不冒犯別國”（Hanley： 104）。
人們在思考、審視問題時，通常都會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無論多麼客觀公正的學者在生產“知識”時，都無法脫離與其自身生活環境之間的聯係。“對於一個研究東方的歐洲人或美國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視或否認他自身的現實環境：他與東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進行的，然後才是具體的個人。”（Said：11，著重號為原文所有）人們無法把自己從其生活環境中剝離開來，他總會在有意或無意間與他所屬的階級、信仰體係和社會地位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美國越戰作家也是這樣，他們在思考越戰、越南、越南人和越南文化時，雖然有著各自不同的切入點和角度，有著各自的不同闡釋，但都難以擺脫從美國人的角度詮釋越戰的大背景。他們描述的也不可避免地是美國人眼裏的越南。一些到過越南、親曆過戰爭的作家，由於他們美國人、尤其是美軍士兵的身份，使得他們生活圈子裏大多是像自己一樣的美國人，難以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越南人，更談不上深入的交流。因此，就不難理解以下現象：在筆者閱讀過的美國越戰敘事文學中，僅有一部作品的敘述者是越南人96.其他作品的敘述者都是美國人，無論他們是士兵，記者，還是普通人，都是從美國人的角度在觀察越南、理解越南、描述越南。有些虛構作品中即使有越南人物出現，有越南人的心理活動和對話描寫，也大多遊離於美軍士兵生活圈的邊緣。
如果我們用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理論來觀照美國越戰敘事文學，不難發現越戰作品大多屬獨白型小說。巴赫金在談到複調小說與獨白小說時，指出，複調小說的主人公不能成為作者的傳聲筒，要與作者保持一定距離。“作者意識不把他人意識（即主人公們的意識）變為客體，並且不在他們背後給他們作出最後的定論”（巴赫金：26-27）。而在獨白小說裏，“主人公自我意識被納入作者意識堅固的框架內，作者意識決定並描繪主人公意識，而主人公自我意識卻不能從內部突破作者意識的框架”（巴赫金：7）。如果用黑格爾的自我意識與我他對立的觀點來理解複調小說與獨白小說，我們發現，在複調小說中，作者努力跳出自我意識，把作者本人和小說人物的聲音都呈現出來。複調小說強調的是各種不同意識的同時存在，作者並不淩駕於小說人物的意識之上。相反，作者的意識與人物的意識平等，處於一種相互平等對話的地位。而在獨白小說中，作者沒有跳出自我意識，他與小說人物之間存在著一種“我他對立”的關係，或者說是“主奴關係”，作者是主人，小說人物是奴隸，小說人物永遠都是與作者對立的客體，小說也因而成為作者的“獨白”。
巴赫金的複調理論也稱為對話理論。“他的對話，不單指人際交談，也包括思想歧義與文化消長。”（趙一凡：280）複調理論推崇各種不同意識和思想之間的交流。也隻有在交流和對話中，才能發現真理。對話涉及到我他關係，巴赫金放棄了黑格爾在談到自我意識時強調的我他對立，而提出生動介入的概念：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發現別人。通過對話我與他人得以相互補充、相互延伸。“在文化與哲學層麵，真理與對話密不可分，與獨白則水火不容。”自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起，對話就是人類獲得真理的基本形式。然而，柏拉圖卻將對話轉換成一家之言，“造成西洋哲學的千年獨白陋習。或者說，西方思想因其獨白化，逐步變成了一成不變的‘現成真理’”（趙一凡：281）。真理不再是在對話、錘煉後獲得，而是由一所謂的權威吐露出來。因而，在很多獨白型小說中，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總會刻意地宣稱：“我所講述的故事是真實的，是真理。”（如《綠色貝雷帽》）這種宣稱剝奪了作者與小說人物進行交流對話的機會，實際上也剝奪了讀者與作者進行對話、在閱讀後自己做出判斷的權力。在這種獨白型小說中，作者的意識占統治地位。“對任何他本人所不同意的觀點，作者總要給它抹上客體的色彩，在不同程度上使之物化”（巴赫金：27-28）。由於受傳統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作者往往把原本開放、充滿激情、閃爍著智慧火花的對話變為封閉的孤芳自賞或顧影自憐，作品也呈現出向心性，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巴赫金指出：
獨白主義否認在它之外另一種意識的存在，即使它具有權力並同樣能夠回答，是另一個相等的“我”（你）。在近乎獨白的情況下，他人完全是，也隻能是意識的客體，不能形成另外一個意識。人們不能從它那得到一個答案，即在我的意識中改變所有的東西。獨白是完美的，對他人回答充耳不聞，獨白不期待回答，不承認它有關鍵的作用。獨白不需要他人，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它將所有事實都客體化。獨白聲稱是勝者。（轉引自托多洛夫：325）
可以看出，複調理論強調生動介入，我中有他，他有中我，而獨白主義則與黑格爾的自我意識一脈相承，強調我他對立。越戰敘事文學中，主人公通常是作者的傳聲筒，而越南人完全被淪為客體，缺乏自我意識。越戰敘事文學作品中隻有一個聲音，美國作者的聲音。盡管其中也包括對越南人的描寫，越南人的對話，但人物的意識被納入了作者意識的框架內，作者意識決定並描繪人物的意識，作品中越南人的聲音其實也是作者的聲音，作者認為越南人應該這麼說。敘述者沉湎於講述自己的故事，講述在越南的經曆和作戰，講述在越南遭受的苦難，他們幾乎完全忽視還有越南人的存在，對越南人幾乎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他們完全將越南人視為異己的客體，根本不屑於與之對話。正是因為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唯一的主體，視其他意識都為奴隸，才會陷於閉目塞聽的樊籬之中。因此美國越戰敘事文學作品大體上是獨白型小說。
在眾多美國越戰敘事文學中，小說敘述者的聲音通常代表著作者本人的聲音。這與越戰文學中小說與自傳、回憶錄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密切相關。越戰敘事文學作者多為越戰老兵或記者，大多數越戰小說都有較強的自傳色彩。越戰老兵飽受戰爭創傷的困擾，很多人沉湎於其中難以自拔。這時，寫作越戰成為他們擺脫戰爭夢魘的一個途徑，通過描繪創傷，達到治愈創傷的目的。他們的作品也因此常常有著強烈的主觀和自傳色彩。然而，在自傳中，由於真實的經曆都要經過“再現”，而不是“展現”，因此，“每個文本都會回憶、選擇、重新組織真實經曆的細節，從而改變它們。因此，自傳與事實從而都不完全相符，都有某種程度的虛構成分”（McInerney： 196）。而小說中的事件更是作者在現實的基礎上，經過虛構和重新組織創作而成。如果說，老兵在呈現自身的經曆時，作品中的虛構因素可以使作品呈現的事件更典型，達到不是事實、勝似事實的效果，那麼，在描寫越南人時，境況則迥異。越戰期間，美國人就“沒有了解越南人最根本的東西，他們的曆史、文化、語言、甚至大地，這與（美國）在那個國家的核心問題很接近”（Hanley： 105）。越戰老兵回國後，在梳理自己的戰爭記憶時，由於過分關注自己在戰爭中遭受的創傷時，他們對越南人的描寫也相當薄弱。在“再現”這些原本就知之甚少的越南人時，他們加入了過多的想象，夾雜著各種誤解，這些想象與誤解都在作者意識框架內，是作家的意識決定並創作了筆下的越南人，這些美國越戰敘事文學作品自然屬於獨白型小說。
評論家漢利認為，越戰文學應“把越南人和他們的文化表現為戰爭悲劇的真正受害者”（Hanley： 105）。然而，美國人似乎忘了這一點。一些美國越戰作家似乎認為，越戰故事就是美軍士兵的故事，人們似乎無法以其它方式去思考越戰。阿諾德？艾薩克斯曾指出：“越南人在美國政策形成的曆史中缺席，正如他們在大部分越戰小說中缺席一樣。他們在那片風景裏，卻不是我們真正在看的東西。”（Lomperis： 74）這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美國越戰作家沒有在看那片風景裏的越南人，另一方麵，他們努力看了，卻無法看清。或許我們可以將艾薩克斯的論斷略加修改：越南人在那片風景裏，卻不是美國越戰作家能夠看到的。
誠然，美國越戰敘事作品中也有不多的越南人形象，但這些越南人遠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作品的中心人物，並且往往出現在不受美國主流評論界好評的作品中。這些越南人似乎被美國化了，他們像美國人那樣思考、行動、表述，仿佛作者已經深入他們的內心，能代表他們道出心聲。這是因為在獨白型小說中，人物的意識全部籠罩在作者意識的陰影之下，喪失了他們作為獨立主體的地位。這些越南人似乎更多地出於作者自以為是的想象，是作者意識形態化的產物，是作者的意識中越南人應有的形象，與真實的越南人相差很遠。例如，在詹姆斯？韋布的小說《火力場》中，出現了越南人旦的形象。旦原本反戰，但被迫入伍，先在北越軍隊，後投降南越，給美國人當翻譯。美軍士兵看不起旦，視其為叛徒，因為他“吃著海軍陸戰隊的食品長得肥頭大耳，而他的同胞卻在挨餓。他粗暴地對待自己的同胞，為的是自己能吃好，自己不被粗暴地對待”（James Webb： 175）。其實，是美國人把越南人推向了選擇的兩難境地：如果他們與美國人合作，美國人會瞧不起他們；如果他們反抗美國人，美國人又會殺了他們。而兩種選擇恰恰都不是大部分越南人想要的，大部分越南人願意選擇的無疑是不依附任何人，體麵而尊嚴地活著。越戰末期，旦再次投降北越，他“說起海軍陸戰隊士兵時會帶著些溫情，那是些美好的歲月，關於他們的溫暖回憶是他能說到的唯一的快樂。這麼多大的戰役，這麼多尊重。‘我寧願與他們一直呆到死。’他對那些急切的聽眾說。‘這是我有過的最好的生活。但他們走了，我無處可去’”（James Webb： 375）。這段描寫著實讓人感到匪夷所思。旦與美軍士兵相處時，不可能感受不到他們對他的輕視。美軍士兵絕對不會把他當成自己人。在危難之時，也絕不會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因為他是黃皮膚、斜眼睛、小個子的越南人。這些越南翻譯在美國軍隊小心翼翼地服役，每天都得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地生活，難道他們真的會以為這是他們有過的最好生活嗎？顯然，這種越南人是作者詹姆斯？韋布意識中越南人應有的形象。在很多美國人的想象中，美國給越南帶去了民主，帶去了資金，帶去了武器，美國也派兵幫越南人去爭取自由，越南人就理應對美國人感恩戴德，就應該在美國人麵前卑躬屈膝。同樣，如果越南人對美國人感恩戴德、卑躬屈膝，就證明了美國對越政策的正確性和正當性，也就讓這些美國人享受到極大的滿足感。正是因為這些作家缺少與越南人的平等對話，始終沉溺於自我陶醉的遐想，在獨白型的越戰敘事文學中才存在這樣的越南人。
美國越戰作家筆下這些為數不多的越南人形象不禁讓人聯想起薩義德對所謂東方學者的概括：“每位知識淵博（但沒有淵博到無以複加的地步）的歐洲東方旅行者都感到自己是已經成功地穿越了含混性這一幕幛的西方人的典型代表。”（Said： 223）那些對東方有初步了解的人們最容易表現得像個專家。同樣，對越南一知半解的人們也傾向於以越南通自居，樂於向別人介紹有關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故事。這些作家對越南人的心理仿佛了如指掌，在創作這些越南人物時，像創作美國人物一樣得心應手。這些美國越戰作家雖然像其他越戰作家一樣，與越南人並沒有深入平等的交流，但卻自以為已經把越南人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們因此在作品裏隨意對越南人和越南文化評頭論足。在這些作品中，即使越南人在說話，也隻是作家的喃喃自語，所說的隻是一部分美國人以為越南人會說的話語，或者是一部分美國人希望越南人會說的話語。這些話語從未放到一種開放的對話中被討論過、檢驗過，完全是作者的獨白。
然而正是這種獨白，這種固步自封，使得美國人難以對自己有一個全麵、清晰的認識。巴赫金認為，他人對人們認識自我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人們無法在其外部形象中認識自我。“他人如不創造他，他就永遠不會存在。”（轉引自托多洛夫：307）人們最初借助他人來認識自己。構成嬰兒第一印象的是從他人那裏接受的詞語、形式和聲音等。“人類意識的覺醒產生於他人認識之中”。（轉引自托多洛夫：308）成年後的人們要完整地認識自己，仍然離不開與他人的交流和對話：
隻有把我看做是他人，通過他人，借助他人，我才能意識到我，才能成為我自己。最主要的行為，也是個人意識的構成部分，取決於另外一個意識（也就是“你”）。失去自己最主要的原因就決裂、隔絕、自我封閉。…… （人們）通過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我不能沒有他人，沒有他人，我就不能成為自己；我必須置身於他人，在我身上找到他人（在反映中，在相互觀察中）。（轉引自托多洛夫：308-9）
巴赫金此處強調的是人們對話和交流對自我認識的重要性。同樣，作者與人物的對話也有助於作者更清晰地認識自我。由於大部分美國越戰敘事作品屬獨白型小說，缺少作者與人物的對話，作者實際上是少了一麵認識自己的鏡子。在越作戰的美國人，如果不與越南人對話，他們就難以對自己在越南的行為做一個全麵客觀的評價。例如，美國人認為自己高大英俊，殊不知在越南人的眼裏，他們隻是未進化完全的動物；美國人認為自己是越南人的救星，殊不知越南人卻痛恨著他們給越南帶去的深重災難。如果不與越南人進行深層次的對話，美國人如何能了解自己在越南人眼中的形象？然而，很多越戰作家都是通過這種獨白式的敘述，來講述自己的越戰故事。在獨白敘述的過程中，他們沒有感到絲毫的不安和不妥。我們可以推斷出，首先他們講述的是一家之言，很難上升為客觀的“真理”；其次，由於缺少與交戰的另一方平等的對話，他們沒有通過這種寫作對自己有更全麵的認識，而依然沉醉於對自我的理想化想象中。生活的本質是對話性的，“意味著參與對話、提問、聆聽、回答、同意等”，自我在話語中形成並得以完善，他人也因此凸現（轉引自托多洛夫：309）。對話的途徑一旦被關閉，人們就如同井底之蛙，目光所及，不過那一方狹小的天空。井外廣闊的天地，原本可以通過對話了解，現在也永遠成為遠離井底之蛙的狹隘意識。
由於大部分越戰敘事作品的獨白性，這些作品在藝術上難以達到一定的高度。巴赫金指出美學活動的第一階段是同化，深入人物，了解人物，感受人物所感受的事物，試圖站在人物的位置上去體驗他們的生活。但這種與人物的一致遠非美學活動的最後階段，甚至也不是第一階段。作者（或讀者）必須重新回到自我，跳出人物的視野，站在一旁，置身於外，與人物保持一段距離，對之進行客觀的審視和評價。這時，“美學活動才算是開始”（轉引自托多洛夫：313）。很多越戰作家對越戰有深刻了解，他們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創作時，他們甚至將自己完全等同於主人公，完全沒有跳出自身的視野。按照巴赫金的理論，他們的美學體驗還沒有開始。由於作者沒有跳出自己的視野，他自然也不可能與小說人物（如越南人）進行一種平等的對話，他對其他人物的描寫必然受製於自己的視角和意識，而他自己的視角和意識顯然帶有一定的偏見。這就使得作品也必然是獨白型的。這種作者與作品主人公的完全一致很難創作出佳作。這在羅恩？科維克的《生於七月四日》中有充分表現。
《生於七月四日》是羅恩？科維克的自傳。由於在越戰敘事文學中，很多自傳都被視為小說來進行研究，我們在這裏也不區分自傳與小說。在《生於七月四日》中，作者完全沉浸在美軍士兵的痛苦和個人的悲哀之中。他之所以成為反戰分子，是因為國人對他的不公待遇。他的自傳似乎表明，如果回國後，人們給予他各種榮譽、各種關心，他可能就會感到滿足，不會反戰。他對戰爭也做了一定的反思，但卻從未跳出一個越戰老兵的視角對戰爭進行深刻的思考。他與敘述者之間缺少一段審視的距離。因此，盡管科維克用栩栩如生的語言描述了他在戰爭中的遭遇和戰爭的殘暴，但《生於七月四日》仍然難以被列入優秀越戰敘事作品之列。
很多其他越戰敘事作品也是如此。作者與作品主人公或敘述者的視角充分一致，使作品淪為了單純的越戰經曆實錄，而喪失了作為藝術作品特有的一種審視之美，距離之美，也缺失了沉思和反思的深度。
與此同時，還有很多美國越戰作家意識到無法真正了解越南和越南人，因此沒有僅憑想象去塑造虛假的越南人形象。很多越戰作家，尤其是那些試圖客觀地審視越戰的作家97，非常了解自己越南知識的局限，也毫不掩飾對越南的無知。他們沒有以專家的姿態去介紹越南和越南人，也沒有居高臨下地去評論越南人和越南文化。相反，他們從自己熟悉的視角去描寫他們在越戰中看到的越南和越南人，感受到的不多的越南文化氣息。這些作品一般把視角局限在美軍士兵身上，作品中沒有栩栩如生的越南人形象，即使出現越南人，也通常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現，是美軍士兵不了解的神秘他者，是個無語沉默的存在。98 由於美軍士兵所能了解到的越南人通常是陌生的他者，越南人以陌生、神秘的他者形象出現，正表現了這些美國越戰作家試圖客觀描述他們所了解的越南的努力。
盡管越南人在美國越戰敘事作品中缺席，但一些越戰作家和他們筆下的美軍士兵已經開始試圖去了解這群神秘的東方人。這些作品盡管也是獨白型作品，但作者已表現出強烈的對話欲望。在這一部分的第三章“神秘的越南人”裏，我們詳盡論述了北越士兵的神出鬼沒，以及美軍士兵對越南和越南人的迷茫。在這些作品中，盡管越南人依舊缺席，我們卻已經能感受到美國越戰作家對越南人的些許尊重。他們透過戰火的硝煙，在努力看清越南人。奧布萊恩在《他們攜帶之物》裏，詳細描寫了同名敘述者殺死第一個越南人後的感受。小說裏的奧布萊恩看著他殺死的那個年輕俊秀的年輕人，浮想聯翩，想象著他的生活。他想象那個越南人像他自己一樣，也是個原本厭戰的年輕人，一心想當數學老師。但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害怕讓自己、家庭和村莊丟臉，被迫前往當兵，最後被奧布萊恩殺死在戰場。奧布萊恩通過想象越南士兵與自己有相似的經曆，入伍前有相似的矛盾，對生活有相似的美好幻想，賦予了越南人在美國敘事文學中難得有的人性和平等。雖然美軍士兵仍然不得不去想象越南人的生活，但此時的想象與戰前的想象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此時，他們更多地是在想象另一個平等之人的未知生活。雖然越南人的生活對美軍士兵依然如同謎團，雖然對話還隻是單方麵的，還沒有回音，但他們已經能在想象中與越南人進行平等的交流。奧布萊恩在作品中最多地表現了美軍士兵對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不理解，但同時他也最多地表現出對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尊敬和理解。
在美國越戰作家中，羅伯特·歐倫·巴特勒獨樹一幟。他生於1945年，1969年在愛荷華大學獲碩士學位，同年應征入伍。學習一年越南語後，被派往越南，在情報部門服役，後在西貢當翻譯。由於一到越南就能熟練地講越南語，巴特勒有機會深入了解越南文化和越南人。通過與樵夫、農夫、漁夫和在大街小巷與當地人的交談，他能“通過表麵細節、文化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現象，看到人類共同的渴望，這些渴望才是藝術真正的主題”（Weich）。越南的戰爭經曆將他“塑造成藝術家”（Seaman）。回國後，他先後創造了幾部反映戰爭的作品，但反響不大。1992年，他發表短篇故事集《來自陌生山嶺的香氣》，立刻引起評論界的關注，獲得了包括普利策獎在內的多項大獎。作品共包括14個短篇故事和一個中篇故事，故事的敘述者全部是在越戰中移居美國的越南人，有的是戰時的越南翻譯，有的是酒吧的越南女郎，有天主教徒，也有佛教徒，有懵懂天真的小女孩，也有失落的父親。這些人都共同經曆了越南戰爭，他們移居美國後，不僅要適應全新的環境，還必須麵對這場帶給越南人民無盡災難和無限痛苦的戰爭記憶，麵對這段苦澀的曆史和曾經的傷痛。作品的最後一個故事也是集子的標題故事：“來自陌生山嶺的香氣”。故事榮獲1992年美國最佳短篇故事。敘述者是一個年近百歲的越南老人，經過了一個世紀的風雨，他也走到了人生的盡頭。故事敘述他在臨死前產生的種種幻覺，甚至幻想與年輕時的朋友、後成為越南抗美解放戰爭領袖的胡誌明重逢的場麵。通過敘述老人最後幾天的幻覺，故事生動展現了越南戰爭對不同越南人產生的衝擊。
巴特勒故事最鮮明的特色是以越南人為敘述者，采用第一人稱敘述，從而生動反映越南人的創傷和心理。這一特點使他的作品在創作早期被出版商回絕，也幫他後來獲得評論界的讚譽。由於美國的越戰作品關注的幾乎都是在越作戰的美國人，巴特勒對越南人生存狀況和心理創傷的關注，使得他讓美國人注意到越南戰爭的另一方，從而促使美國人對戰爭有新的認識。《來看山嶺的香氣》裏的故事仿佛是在回答蒂姆·奧布萊恩筆下的伯林在《追尋卡西艾托》中向一個越南女孩的提問：
她的夢想是普通男人和女人的夢想嗎？是對生活質量的夢想，還是對物質的夢想？她想長壽嗎？她生病時，想吃藥嗎，想餐桌上有食物，想儲藏室裏有餘糧嗎？對宗教的夢想？是什麼？她想得到什麼？如果戰爭的勝利者可以實現一個願望，任何願望，她會選擇什麼？…… 廣南人會要什麼？正義？什麼樣的？賠償？哪一種的？答案？問題是什麼：廣南人想知道什麼？（O’Brien， 1978： 267）
如果說在奧布萊恩的筆下，對話還隻是單向的，那麼在巴特勒的作品中，這種對話開始有了回音。巴特勒通過作品建立了美國人和越南人之間的一條溝通紐帶。巴特勒在多次訪談中表示，他“相信小說能用世人皆能理解的方式揭示人類的經曆，小說的力量在於它能通過感情將不同文化的讀者連接起來”（Kelleghan）。巴特勒通過描述越南人的生活，多方麵的表現了諸如愛、恨、嫉妒、孤獨、誤解、報複和精神拯救等全人類共同關注的主題，從而了抨擊美國人對越南人的偏見。他的作品表明，即使越南人在政治、軍事、經濟上不能與美國人抗衡，他們卻無疑與美國人一樣，有著愛恨情愁，有著對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從這個意義上說，越南人無疑與美國人是平等的。巴特勒表現越南戰爭和越南人的作品也因而在美國越戰作品中占據了一個獨特的地位。
然而，在美國越戰作家中，像巴特勒這樣有能力深入了解越南人、同時又致力於表現越南人情感的作家卻是少之又少。大部分越戰作家還是把筆觸更多地集中在受越戰影響的美國人身上。與此同時，我們卻可喜地看到，越南人在像蒂姆·奧布萊恩這樣的作家作品中的缺席，也從一個側麵說明美國越戰作家對自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些作家意識到，當很多美軍士兵以為在把自由與民主帶給越南人時，實際帶去的卻是傷痛。這不由人聯想起莊子在二千多年前講述的渾沌的故事。一些美國人就像莊子故事裏的儵和忽一樣，替渾沌鑿七竅，以為在為渾沌謀福利，卻不知傷害了對方。他們可能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已經傷害了越南人，在還根本不了解越南人時，就把他們推向了痛苦的深淵。恰如約翰？麥克諾頓後來認識到的：“我們在把一些美國的形象強加到我們不能理解的人們身上，我們還將之做到了荒謬的極點。”（Karnow， 1997： 520）99 一些美國人可能永遠也沒有意識到他們給越南人帶去的傷害，甚至還因為越南人對美國的民主與自由不感興趣而責備他們不領情。但仍然有美國人認識到美國給越南帶去的災難。這些作家正是意識到美國給越南帶去的傷害，也意識到自己難以理解沒有七竅的“渾沌”，才通過描寫對越南人不多的了解，表達了他們作為普通美國人，對越南人的同情，和他們作為普通美軍士兵，對越南人的內疚。
這些作家通過越南人在作品中的缺席，通過表達對作為他者的越南的無知，對他們作為美國人這一身份進行了新的建構。隨著越戰的結束，美國越戰敘事作品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越南人的同情、內疚和理解。這說明美國作家因越戰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他們通過越南人這一他者，開始重新認識自己。這些美國越戰敘事作品正是通過描寫美國人並不理解的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表現了美國作家渴望了解越南的願望，也表現了一部分美國作家敢於自責的勇氣。這些作品反思美國政府、軍隊和士兵在越戰中對越南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本身就是在用作者個人微薄的力量向越南人表示歉意。他們通過在腦海裏想象他們不了解的越南人的生活、文化、信仰和夢想，表達了他們曾因為對越南的無知而犯下錯誤時的內疚之情，自我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升華。
這些作家筆下的越南在很大程度上雖然仍然是出自想象，他們仍然不得不在獨白，但在此時的想象與獨白中，越南人已不再是低下、原始的初民了，而是與美國人一樣有著思想、感情、曆史和文化的平等的人。現在的想象與美軍士兵赴越前的想象已經大不相同。現在的想象與以前的想象相比，美軍士兵和美國越戰作家少了些狂妄的自大，多了些冷靜的反省；少了些浪漫的遐想，多了些沉穩的觀察；少了些天真的輕信，多了些成熟的審視。在以前的想象中，美軍士兵以為自己很了解越南，或者根本不需要去了解越南就可以去贏得越戰。在現在的想象中，美軍士兵認識到自己不了解越南，而他們對越南的不了解導致了美軍最後的失敗。在現在的想象中，美國士兵認識到雖然他們不了解越南，雖然他們還隻能去想象越南和越南人，但他們已經清楚地知道自己給越南人帶去的是災難，而不是民主、自由與和平。在現在的想象中，美國越戰作家認識到，雖然他們仍然不可能在作品中塑造生動的越南人形象，但他們已經開始學會尊重越南人，學會平等地對待他們了。
結論
無論是否樂意，柏拉圖洞穴裏的居民終究還是通過各種途徑，瞥到了洞外陽光下事物的真實影像。現實中的影像與他們曾經的想象、曾經以為是真實影像的巨大差距讓他們愕然不已。他們看到自己想象的越戰在洞外的陽光下分崩離析，煙消雲散。通過對越南這一他者的認識，很多美國人開始對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對彌漫在他們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他們認識到是美國政府操縱著話語，大力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利用美國文化對英雄的崇拜和人們樂於給世界充當榜樣的心理，通過新聞媒體、影視文化、文學作品等手段，幫助人們想象了一場越戰，目的旨在掩蓋美國政府發動越戰的真實目的，誘使人們支持越南戰爭，在渾然不覺中充當了美國戰爭機器上的小零件。曾一度，這場想象中的越戰給生活在美國意識形態洞穴裏的人們製造了許多美好的幻象，讓正當年的年輕人摩拳擦掌，渴望到越南這個新邊疆接受錘煉，成長為男人，建立功勳，成就偉業。
縱然有許多越戰敘事作品在製造一場想象的越戰，但仍然有很多作家開始重新審視那段曆史，重新評價美國人在越戰中的形象。美國越戰敘事文學對美軍士兵越戰經曆的關注，是對美軍士兵幻想破滅的關注。越戰讓許多士兵都經曆了從幻想到幻滅、到進入噩夢與黑暗中心的變化。美軍士兵通過在越南這一他者中的作戰曆程對美國民族自身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認識。他們對戰爭、對人性、對生活曾有的美好想象都在越南的炮火中被炸得支離破碎，他們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在戰爭中不複存在，對美國民族崇高偉大的信心開始動搖，對美國民族良好的自我感覺產生疑惑。戰後回到國內，老兵們不僅沒在家園裏體會到家的溫馨和慰藉，反而受到更深的傷害，受到人們的敵視和冷遇。想象中輝煌的越戰原來是一場噩夢，想象中溫暖的家園原來是一片荒原，遭受雙重幻滅的越戰老兵隻能更深地陷入黑暗的中心，難以自拔。
美國越戰敘事文學對美軍士兵的磨難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關注，但有所忽略越南人的災難。很多作品表達了對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無知、迷茫、甚至是偏見。這其中除了美國人固有的東方主義思維方式和兩種文化之間的文化誤讀，還因為戰爭本身使交戰雙方無從相互了解。但仍有一些作家通過表達對越南的無知和迷茫，表達了他們渴望了解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願望，表達了他們因越南戰爭帶給越南人民的傷害、以及他們自己作為士兵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而產生的愧疚之情。盡管他們作品裏的越南仍然不得不是出自想象，但此時的越南，不再是那個亟待美國拯救的受難者，而是充滿無窮智慧的東方國度。在此時的想象中，越南不再是美國年輕人實現英雄夢想的新邊疆，越戰也是美國人必須重新去嚴肅認識、認真反省的一段沉痛經曆。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美國人似乎又漸漸淡忘了越戰的傷痛。兩次伊拉克戰爭，尤其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表明美國仍然沒有吸取越戰的教訓。縱觀美國的戰爭史，曆屆美國政府在宣戰前，都試圖在美國公眾的腦海裏建構一場與現實不一致的戰爭。曆代的美國公眾似乎都經曆了類似越戰期間，美國公眾對戰爭由從樂觀、期盼，到失望、幻滅的過程。曆屆美國政府都采取了極為相似的策略，以在公眾中建構一場想象的戰爭。如同在越戰期間一樣，美國政府會首先對敵對國進行妖魔化宣傳，以激起美國公眾對敵對國的義憤；然後，聲稱美國為了保衛自己的安全，為了捍衛民主、正義與和平，不得不勉強去參加他們曾竭力避免、而又不可避免的戰爭，同時，它還要真誠地表明，美國參戰絕對不是出於私心和自身的利益，從而在公眾心目中樹立起一個偉大無私高尚的美國形象。或許我們可以從曆屆美國總統在宣戰前後的講話中發現一些有趣的事實，雖然我們必須記住，越戰是一場沒有宣戰的戰爭。
1917年4月2日，伍德羅？威爾遜在國會演講，首先曆數了德國在西歐海岸擊沉各國船隻（包括美國商船）、導致多人死亡的罪惡，然後大聲疾呼：“世界必須為民主鋪平道路。和平必須在政治自由的基礎上重新恢複。我們沒有自私的目的。我們不渴求征服和控製，我們不為自己尋求賠償，不為我們將無償給予的任何犧牲要求物質上的補償。我們隻是為了人類權利而奮鬥的一名戰士。”（Woodrow Wilson）
1941年12月8日，弗蘭克林？羅斯福在國會發表戰爭谘文時，摒棄輪椅，堅持站著發表了簡短、然而感人的演講。他首先渲染日本在珍珠港和太平洋其他地區發動的襲擊，以激起公眾的愛國熱情，然後呼籲國會對日本宣戰：“我們不僅要竭盡全力保衛自己，還要保證這類背信棄義的行為不會再次威脅我們。毫無疑問，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領土，我們的利益正遭受著巨大的危險。”（Roosevelt）
1965年4月7日，林頓？ 約翰遜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演講，題為“沒有征服的和平”。他羅列了胡誌明政府濫殺無辜的“罪惡行徑”後，真誠地表白：“我們戰鬥是因為我們必須戰鬥，如果我們要在一個每個國家都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世界裏生存。隻有在這樣一個世界，我們自己的自由才能最終得到保證。 …… 我們的目標是南越的獨立，它的自由不受侵犯。我們不為自己尋求任何利益，隻希望南越人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管理他們的國家。”（Johnson）
1991年1月29日，老布什向國會提供國情谘文，首先控述了薩達姆公然侵犯科威特的罪惡，然後聲稱：“我們努力是為了獲得另一次勝利，對抗專製和野蠻侵略的勝利。…… 我們並不想打海灣戰爭，我們曾努力地避免戰爭。…… 我們在海灣的目的一貫是：把伊拉克趕出科威特，恢複科威特的合法政府，保證這一關鍵地區的穩定與安全。”（George H。 W。 Bush）
1999年4月1日，克林頓就科索沃戰爭發表演講時，指出：“我們的目的是幫助科索沃人，恢複他們安全、自治的家園。”他援引弗蘭克林？羅斯福生前未能發表的一段話，說明美軍在科索沃的最終目的：“我們尋求和平，持久的和平。我們渴求的不僅是戰爭的結束，而且是所有戰爭在尚未開始之時就已結束。”（Clinton）
2003年3月19日，小布什對全美發表電視講話，宣稱“勉強卷入衝突”的美軍到伊拉克是為了“解除伊拉克的武裝，解放伊拉克人民，保衛世界免遭更大的危險”。像曆屆總統一樣，他同樣表明了美國的無私：“我們在伊拉克沒有野心，隻是想消除威脅，把那個國家的主權還給它自己的人民。”（George W。 Bush）
同樣驚人相似的是美國曆屆總統對敵對國進行的妖魔化描述：“普魯士的獨裁政府”（威爾遜語）、試圖“征服”“南越這一獨立主權國家”的北越侵略者（約翰遜語）、“殘暴的獨裁者”薩達姆（老布什語）、“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克林頓語）、“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塞因”（小布什語）。同樣，很多總統都強調美國人應當擔當世界的榜樣：“作為美國人，我們不能選擇逃避自己的責任。”（羅斯福語）“我們到（越南）是為了維護世界秩序。”（約翰遜語）“兩個世紀來，美國一直是全世界自由與民主鼓舞人心的榜樣。”（老布什語）
相似的不僅是美國曆屆總統的措辭，還有各個時代美國公眾對戰爭從幻想到幻滅的過程。縱觀美國戰爭文學，“幻滅”這一主題貫穿了整個美國主流戰爭文學。在每一時期的戰爭文學中，主人公最初對戰爭通常都充滿憧憬，隻有在他們親身經曆戰爭後，才發現戰爭並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浪漫而富有英雄氣質。早在斯蒂芬？克萊恩反映內戰的小說《紅色英勇勳章》中，主人公亨利·弗萊明就對戰爭無知而狂熱，渴望成為英雄。他不顧母親的反對和勸阻，堅持報名參軍。隻是在經曆炮火後，才發現自己“就象被扔到黑暗的深淵裏作殊死搏鬥的動物”（Crane： 93）。在一戰作品中，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與威廉姆·馬奇的《K連》等作品，同樣敘述了士兵的幻滅，他們意識到戰爭“野蠻而可恥，參加戰爭的那些傻瓜是為了他人的利益而隨意擺放的棋子”（March： 96）。二戰文學中，以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為代表，生動反映了戰爭的瘋狂與荒誕。在朝鮮戰爭文學中，詹姆斯·A·米切納在小說《道穀裏橋》裏通過塔倫特將軍指出：“每一場戰爭都是一場錯誤的戰爭。”（Michener： 36）越戰文學更是突出了美軍士兵的幻滅。兩個世紀以來，美國政府一再地鼓動、“欺騙”公眾接受戰爭，而公眾似乎也一再地樂意“被欺騙”，直到被美國政府拉入戰爭後，才起來反戰。
曆史是不能忘卻的，然而美國公眾卻似乎很容易就忘卻了舊日戰爭的傷痛，甚至連讓他們“蒙羞”的越戰，也隨著歲月的流逝，漸漸地不再那麼讓人心痛。20世紀80年代是美國反思越戰的高潮，然而，到了21世紀初，很多美國公眾似乎就已淡忘了越戰的痛，又恢複了對戰鬥英雄莫名的崇拜。多年過後，許多人仍然把那些逃避兵役、在戰場開小差的人視作膽小鬼。這在2004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小布什被民主黨指責在越戰期間開小差，他不惜公開他服役期間的很多文件，以此證明自己不是懦夫，而是勇士。新一代的美國人似乎又陷入了幻想戰爭、夢想戰爭、崇拜英雄的循環之中。然而，正像美國曆史上曆次戰爭所顯示的那樣，他們還必將經曆另一個幻滅的噩夢。
當前的伊拉克戰爭讓人不由自主地將之與30多年前的越戰聯係起來。2003年12月，美國傳媒把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評為最語無論次的公眾人物，並將之與越戰時期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相提並論，因為他們的講話都經常缺乏邏輯、不知所雲。106 顯然，越戰和伊拉克戰爭本身就缺乏邏輯、不合常理這一事實，是導致他們難以自圓其說的根本原因。伊拉克人為了趕走美軍而采用的遊擊戰術，也讓人聯想到越戰中，北越軍隊最終擊垮美軍鬥誌的遊擊戰術。越戰中，北越人對國家統一、獨立的渴望，激勵著他們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頑強戰鬥，最終趕走美帝國主義；同樣，當前的伊拉克人民也會為了民族的自主，奮勇抵抗美國對其內政的幹預。目前，美國的許多盟友紛紛從伊拉克撤軍，更讓美國漸漸陷入孤立無援、而又難以自拔的境地。美國隻有吸取越戰的教訓，才能不重蹈曆史的覆轍，不重陷越戰的泥潭。如果美國不能以史為鑒，不能從越戰中吸取教訓，等待他們的將是另一場越戰的噩夢。而我們研究美國越戰文學，也是試圖以文學為鑒，幫助我們更清楚地審視、分析美國發動各種戰爭的本質。
附錄1：美軍士兵寫於頭盔和衣服上的話語107：
1. MARINE CORPS SU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