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通過向美國公眾傳播它的意識形態，幫助、引導他們想象出一場越戰。由於政府在國家和社會中控製了所有的行政資源，占據了絕對霸權的地位，就可能對公眾灌輸符合其利益的意識形態。“根據葛蘭西的觀點，贏得霸權就是在社會生活中確立道德、政治和智力領導，采取的做法是將自己的‘世界觀’傳遍作為整體的社會的構造，從而將自己的利益等同於整個社會的利益”（特？伊格爾頓，2002b：259）。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教條、一個思想、信念、概念等的複合體的內在的意識形態概念，其目的是說服我們相信其‘真理’，而實際上服務於某種秘而不宣的特殊的權力利益”（斯？齊澤克，2002b：13）。然而，正如福柯指出，“權力隻有掩蓋住自身的實質部分才能為人們所容忍，它的成功與隱藏自己機製的能力成正比”（米·福柯，1999c：75）。政府清楚地知道，如果公眾完全了解政府及其所有行為的真實動機，政府就難以總是獲得多數公眾的支持，它的意誌和政策就很難執行下去，因而它必須對自身進行一定修飾，這一修飾就是通過意識形態宣傳完成的。因此，“意識形態的職能也是使社會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化”（特？伊格爾頓，1986：8）。
政府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製造和宣揚所謂的真理，並努力讓公眾相信他們被告知的是真理。在一次講座中，福柯指出：“我們受權力對真理的生產的支配，如果不是通過對真理的生產，我們就不能實施權力。…… 我們被迫生產我們社會所需要的權力的真理。…… 歸根到底，我們必須生產真理，就如同我們必須生產財富，甚至可以說我們必須生產真理，為的就是生產財富。”（米·福柯，1997：228）現代社會的正常運行要求人們允許國家和政府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去生產、製造真理。這一點，柏拉圖早在《理想國》裏就有精辟的論斷：“隻有城邦的保衛者可以說謊，來欺哄敵人或公民，目的是為著國家的幸福。此外一切人都不能說謊。”（柏拉圖：40）柏拉圖所說的城邦的保衛者就是現代社會的政府機構。根據柏拉圖的理論，政府擁有說謊的特權。而根據福柯的觀點，政府的說謊就是真理的生產與製造。正是因為在西方社會中，政府似乎一直擁有說謊的特權，加上政府通過強大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宣傳，人們被納入意識形態預製的體係，往往意識不到政府是在說謊，反而深信它在表述真理。
人們不僅漸漸相信政府所宣揚的真理，還開始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動。最後，政府的謊言漸漸成為統治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人們的生活被這無形的意識形態左右。當然，既然國家和政府完全能製造真理、支配真理，它就能隨其所願地篡改真理。實際上，“意識形態隻是這樣的一個係統 —— 它自稱能夠獲得真理，即它不僅僅是一個謊言，還是一個被體驗為真理的謊言，一個假裝被嚴肅對待的謊言。”（Zizek： 30）所以，伊格爾頓指出：“意識形態是曲解真實的語言”（特·伊格爾頓，2002b：266）。人們在謊言編織的真理世界中，快樂地生活著。他們如同柏拉圖洞穴裏的囚徒們，迷失在“被體驗為真理的謊言”裏，依照政府給他們描繪的藍圖去構思、去想象、去生活。越南戰爭就是這樣被美國公眾在政府的指導下想象出來的。
美國政府把希望公眾了解的越戰信息戴上合法知識的麵具。這些被美國政府歪曲，以符合美國政府自身利益的信息，以合法知識的身份，被堂而皇之地灌輸給公眾。很多公眾由於對權威知識的信任，或許根本沒有想到要去質疑這些“合法知識”的合法性。事實上，“權力能夠生產。它生產現實，生產對象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及從他身上獲得的知識都屬於這種生產”（米·福柯，1999b：218）。美國政府用它在國家獲得的絕對權力，生產、製造了關於越戰的知識，再把這種知識偽裝成真理向人們傳播。政府的權力對人們了解越戰，不僅沒有起到促進的作用，反而歪曲、限製了真正知識的獲得。在現實社會，政府用權力“征服知識並使它終身侍奉”，“在知識上打下權力的烙印並把意識形態的內容和限製強加於知識”（阿·謝裏登：172）。這些被歪曲的知識通過意識形態巧妙、含蓄的宣傳，漸漸為人們所接受。有關越戰的知識也是這樣傳遞給美國公眾的。
二戰後，美國渴望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故而在冷戰中處處與蘇聯抗衡。為了取得美國人民的支持，美國政府散布了大量共產主義對美國安全造成巨大威脅的言論。50年代是美國對共產主義極端恐懼和仇恨的一個時期，這與50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息息相關。麥卡錫指責美國戰後外交政策受挫是因為政府中有共產黨人。他對許多政府機構、軍隊和個人進行了“共產主義滲透”的調查，煽動反共情緒，加劇了美國戰後的恐共氣氛和反共狂熱。對很多美國人而言，共產主義顯然意味著專製與獨裁。雖然麥卡錫主義在1954年遭到失敗，但仍然在無形中影響美國公眾，使人們對共產主義產生恐懼和仇恨心理。因此，當美國政府多方麵宣傳，直接把遏製共產主義勢力的發展定為目標時，人們也自然接受了宣傳，而沒有去進一步思索為什麼共產主義就是美國的敵人。人們隻是單純地渴望在各方麵與蘇聯抗衡，取得勝利。
50年代也是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時期，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國力增強。然而，正當他們躊躇滿誌、信心百倍時，1957年蘇聯率先發射了人類曆史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讓很多美國人感到沮喪、甚至惶恐。羅恩？科維克在自傳《生於七月四日》裏生動地記錄了他當時的感受。在電視裏看到蘇聯率先發射衛星，他感到難以接受，哭了整整一晚，“對美國來說，這是令人難過的一天”，因為“美國不再是第一了”（Kovic： 59）。在他和他所代表的美國人的心目中，美國應該總是第一，總是最好的。他們不能接受美國被超過、在冷戰中處於下風這一想法。再加上美國政府散布的共產主義威脅論，人們自然就把蘇聯視為美國的敵人。既然它是美國的頭號敵人，美國就有理由打擊它。而在很多美國人的心目中，被共產黨控製的北越正是蘇聯勢力圈子裏的成員，所以，北越也應該遭受打擊。
這一時期美國政府不斷宣揚、發展的多米諾骨牌理論也給美國人以危機感。1956年，時任參議員的約翰？肯尼迪就宣稱，越南是“東南亞自由世界的基石”，如果越南“淪陷”了，“緬甸、泰國、印度、日本、菲律賓，當然還有老撾和柬埔寨”，就都會隨之被“赤潮”席卷（J。 Wilson： 17）。在政治家們口口聲聲的“真誠呼籲”和分析家們鞭辟入裏的“透徹分析”中，人們漸漸相信越南對美國的安全確實至關重要，相信為了美國的安全，他們必須到越南去阻止共產主義勢力的蔓延。在宣揚越南共產黨對美國安全造成威脅的同時，美國政府還強調自己不是帝國主義者，強調他們隻是反對共產主義，想幫助越南免遭共產主義全球擴張陰謀的暗算。他們要把越南從共產黨手裏拯救出來，給越南人帶去民主和自由。美國政府總是竭力避免把自己同先前的法國殖民主義聯係起來，總是試圖向美國人民證明，“他們不貪婪，不想獲取特權和權力”（Emerson： 280）。雖然美國政府口口聲聲宣稱他們是為了越南的利益，但正如弗朗西絲？弗茲傑拉德在《湖中之火》中指出的那樣，“美國對越南政府的模式並不感興趣，實際上，美國政府對越南人根本就毫無興趣。它關心的是‘牽製共產主義集團的擴張’，以及在世界範圍內防止未來的‘民族解放戰爭’”（Fitzgerald： 6）。美國政府要把民主和自由帶給越南人民的言論僅僅是為了宣傳的需要，他們真正關心的隻是在冷戰中與蘇聯的抗衡，遏製共產主義勢力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