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就是合適的度？在轉型期社會，我能夠想象的政治情境，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複雜的，也就是說，政治角色的扮演者不能運用剛剛定義過的“簡單思維”方式來判斷自己行為的度。如果有誰懷疑這一點，不妨回顧三十多年改革的曆程，哪一階段的政治表達（著名如那些三中全會決議）是可以用簡單思維來闡釋的。試問一例，難道“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可以簡單地分類嗎？它究竟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再問一例，難道“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可以簡單地分類嗎？它是市場經濟抑或不是市場經濟？回去想想，你幸福嗎？你大可以認為幸福很簡單，世界上可能有簡單的幸福，但哈佛心理學家吉爾伯特2004年發表的長期研究表明那種幸福並不真實，或許它僅僅是流行歌詞而已。如果你滿足於流行歌詞裏的幸福定義，吉爾伯特指出，你在自欺欺人。這就意味著，你遲早後悔。如果你堅決不後悔——我見過這類絕不後悔的人，你也並不因此而幸福。因為，用行為經濟學的術語說，你這是試圖彌補“認知不協調”的行為（劉瑜在博士論文及後來的文章裏用這一術語解釋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過程）。
回到主題，人類思維是怎樣演變得日益複雜了呢？參閱我2012年發表的《行為經濟學講義》，在那部講義裏，我提供的大批科學文獻，理由充分地論證，我們人類的思維（感覺、判斷、概念）之所以如此複雜，很可能因為人類學會了欺騙，於是必須學會防止被欺騙（監測欺騙）。不要問我最初的欺騙行為是怎樣發生的，也許猴子欺騙？也許……。總之，欺騙和防止欺騙，極大地激發了人類的腦量，以致在至多幾十萬年內，腦量超過了根據“腦-身”比重可以預期的腦量的幾十倍。今天，人腦每天消耗的能量大約占身體消耗能量的四分之一。但是，這樣的代價可能很值。因為欺騙（策略）和防止欺騙（策略）相互激發，最終使人類獲得了足夠豐富的想象力，於是大約在三萬年前，有了符號能力，甚至有了宗教想象。從那時開始，人類進入了一個今天被演化理論家們稱為“基因與文化”共生演化的階段。
那麼，複雜思維為何艱難？任何一名例如在美國出生並接受教育的中國人，其實不感覺自己的思維方式多麼複雜。因為從幼兒園或更早的時期，她就開始習慣於複雜思維。例如，故事裏的人物很難固定地成為好人或壞人。她也習慣於同情和博愛，哪怕是對壞人的同情和博愛。到了中學，她還知道人們普遍不信任政府，但警察有義務幫助素不相識的每一個孩子。到了高中或大學，她終於明白愛情很不簡單，諸如此類的不能簡單對待的，還有自由和權利。
隻是在中國，在應試教育和其它一切方麵“假大空”泛濫並且在過去十幾年裏迅速官僚化了的中國，要想肅清應試教育和其它一切方麵的毒害（洗腦），談何容易，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最普通的中國人，例如一家高檔餐館裏的一名服務員，以很高的概率，當你詢問今天的這條魚為何不新鮮時，都要不假思索地告訴你說這是當天買來的魚絕無可能不新鮮。換句話說，大多數中國人被官僚化了的日常生活訓練成為隻能以簡單思維來應付複雜情境於是表現為“扯謊”，可能是一種善意的或公開的謊言。對比一下，如果上述情境發生在美國的一家檔次可比的餐館裏，我的體驗是，任何一名服務員，以很高的概率，非常認真地傾聽你的抱怨並將你的菜肴端起來觀察甚至品嚐，然後，如果她也同意你的見解，她通常會將主廚請來向你解釋當天的魚，發生了哪些可能的情況。在毛澤東的教導裏，有這樣一句話：“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概括而言，這句話正是描述了複雜思維。隻要尊重具體情況，官僚化的知識就會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