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金融係統邊界控製權的掌握,是主動應對對外金融關係轉換的關鍵。
2.國家政治關係在特殊時期起著左右金融係統關係的重要作用。
3.金融係統邊界封閉的結果是金融萎縮和變形。
4.金融漸進開放與金融係統內在協同能力提高的同步進行,是在對外金融關係中興利除弊的重要手段。
5.金融係統關係演進臨界點的正確抉擇,會迅速改善一國的對外金融關係,提高其在世界金融體係中的地位,並自動消除對其不利的外部因素。
6.金融係統間的相互依賴和相互牽製關係隨金融一體化的進程而愈加強化。
7.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實力的增強,會招致發達國家的阻力和不安,並可能成為推動世界金融係統演進的動因。
8.當國家利益與金融係統演進的利益取向一致的時候,“二重製度結構”會成為推動金融係統演進和對外金融關係改善的“動力”而不是“阻力”。
9.外向型經濟發展需要有發達而完善的外部金融網絡的支撐。
中國對外金融戰略的確立關係到中國金融係統未來演進方向問題,也就是中國金融係統生死存亡的問題,係統演進存在著一定的“路徑依賴”,又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同時又受係統演進“臨界點”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從曆史和環境的角度把握對外金融關係的變化趨勢,明確內外因素的相互影響,從而確定符合國情的對外金融戰略,為我國對外金融關係的演進指明方向。
一、對外金融關係演進軌跡
公元前2世紀~公元8世紀,中外金融關係在絲綢之路上悄然展開。當時,中國與波斯、羅馬等國實行的是同樣的“金、銅”貨幣體係,但由於中外的製度結構,以及國際貿易在各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差異,中外貿易中的貨幣大量使用的是波斯、羅馬等國的金、銀鑄幣,中國的“金、銅”貨幣體係僅僅是為了適應對外貿易中的貨幣結構而存在,中外貨幣體係因貿易關係而協調;在新疆西域中西交界的貿易重鎮上,出現了中外貨幣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響的現象,但在當地的商品交易中,大宗國際貿易以金銀幣為媒介,小額、零星交易則以銅幣為媒介,兩種貨幣的流通領域和使用範圍上相互補充、相互協調。
由此可見,早期的中外金融關係是以相互協調的貨幣關係為主要特征和內容的,但是由於製度結構差異和對對外貿易追求程度的差異,在這一時期卻出現了經濟實力強弱與貨幣製度先進程度反差的現象,這種初始狀態對中外金融關係的後期演進有著重要的影響。
公元8~16世紀中期,世界上出現了“東亞、南亞、地中海、北歐”幾大貿易圈,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很快使貨幣供給與需求的矛盾凸顯,係統間出現了對金屬貨幣的共同需求和競爭。幾大貿易圈之間以無意識地爭奪銀幣為主,中國由於存在對外貿易上的優勢,因此出現了對中亞、歐洲金銀的吸引,歐洲則因白銀外流出現了普遍的“銀荒”;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區內,則存在周邊地區和國家對中國銅錢有意識地“爭奪”,導致中國銅錢大量外流,不得已出現了向下“鐵錢”和向上“紙幣”的替代使用,中國的貨幣結構遭到破壞,中國的貨幣體係從此陷入了脆弱和動蕩的階段,這種局麵直到16世紀中葉白銀大量流入後才有所改觀。
在西歐與中國同樣麵臨係統失穩,和巨大的通貨緊縮壓力的時候,西歐采取的是限製流出和擴大流入的措施,而且重點在於擴大流入;而中國除了采取限製流出措施外,更采取了替代措施,如鐵錢對銅錢的替代,紙幣對金屬貨幣的替代,著重從係統內部解決問題。采取不同的係統穩定策略的結果是加大了中國金融製度與西歐金融製度的落差。
美洲金銀的流入對歐洲的金融體係和製度結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歐洲金融從初級的商業金融過渡到高級的商業金融形態,商人的社會地位提高,歐洲國家走上了商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共同驅動下的殖民擴張及爭奪國際市場壟斷權的道路。歐亞結構性貿易不平衡,將歐洲、美洲的白銀引入中國。在“白銀”的牽動下,中國金融係統出現了繼歐洲金融係統演進之後的第二輪演進。但由於演進次序的居後,和世界白銀的有限,決定了中國金融係統演進的不徹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在貨幣製度上形成了銀銅雙本位而沒有形成純粹的銀本位;二是在金融功能上,從以農業金融為主過渡到了以商業金融為主,但還沒有形成歐洲那樣商業金融程度更高、更加成熟的局麵。貴金屬的減少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又激勵了歐洲銀行業的國際彙兌和信用創造功能,並在此基礎上確立了中央銀行製度;同時白銀的流出,黃金的流入,使黃金在國內流通市場的地位日益突出,一個日趨成熟的準備金金本位製逐漸形成;國際貿易的發展也使歐洲國家在世界金融體係中的地位提高,並形成了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金融的第一級次,與此同時歐洲已進入“工業革命”的門檻。而中國則被納入了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貨幣網、信貸網和彙兌網,在世界金融體係中居於被動的次級地位。
鴉片戰爭到清末這段時期,中國對外金融關係呈現了較為明顯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金融關係的特征。西方列強的槍炮轟開中國的國門後,外國貨幣、外國金融機構便長驅直入,中國金融係統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就進入了對比自己先進得多的“工業金融”的被動的、全麵的開放階段。由於金融係統的邊界破損,係統內正反饋機製、內在協同的非線性相幹機製匱乏,使中國金融係統不僅由原先的穩定過渡到了混亂(包括貨幣流通領域的混亂、中國金融業的畸形發展)的階段,而且沒有在混亂的情況下實現“自組織”,向更高一層的穩定係統轉化。但是,這個時期中國金融係統的“弱勢地位”、“邊界破損”和“係統混亂”,卻對西方工業國家金融網的向外擴張極為有利,中國的金融資源被這張網“吸食”、金融市場被這張網所“覆蓋”,世界金融係統在一種弱肉強食的基礎上又取得了新的平衡。
北洋政府時期,西方工業國家已由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而中國卻處於軍閥混戰、割據的狀態。袁世凱、段祺瑞為了獲得統治政權,極力依靠資本主義列強的政治、經濟、金融支持,而列強們則通過政府借款控製被扶植起來的黨羽,通過實業貸款和合資企業、合辦銀行控製中國的經濟、金融命脈。西方列強對中國是支配、扼製關係,中國對它們則是依附關係。
南京政府時期,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先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其後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美國世界霸權的確立,這些都對中國對外金融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以致在中國出現了“吞食、依存、破壞、利用”共存的係統關係。“吞食”關係,是指日本對中國的台灣、偽滿洲、華北、華中地區的金融係統的“食而化之”的金融侵略關係;“利用”關係,是指美國通過“美麥借款”和“美棉借款”向中國輸出商品,以緩解美國的經濟危機、向南京政府提供戰爭援助,先是對抗日本,避免戰火蔓延到美國,後是對抗人民解放軍,以免南京政府垮台後美國失去對中國的控製;“破壞”關係,是指美國的白銀政策無情地破壞了中國的貨幣體係,致使中國經濟處於近乎崩潰的邊緣;“依存”關係,是指南京政府對美國在資金來源、貨幣製度的維持等方麵的單向“依存”關係。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對外金融關係經曆了由半封閉到近乎全封閉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為了應對西方世界在“冷戰”思維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封鎖包圍”,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起,融入了以前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融資、結算體係;6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因為不屈從於前蘇聯的控製,中斷了與前蘇聯的經濟、金融關係,也中斷了與前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國由半封閉狀態進入近乎全封閉狀態,國內的金融業萎縮,正常的對外金融關係幾乎中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取了漸進開放的策略,對外金融關係的展開隨著國內金融係統演進的需要而不斷推進,通過對係統邊界輸出、輸入的控製和對係統漲落的控製,中國金融係統的競爭能力和係統功能不斷提高,也更緊密地融入了世界金融體係。但是,由於係統對稱性破缺關係的存在,中國金融係統與亞洲大部分國家的金融係統一樣,融入了美元資金循環體係,目前這一體係已到了遠離平衡的不穩定狀態,中國對外金融關係因此也進入了關鍵的“分歧點”,采取什麼樣的對外金融戰略顯得越加重要。
二、對外金融關係演進規律
(一)金融係統融合層層遞進
中國對外金融關係經曆了由點到麵、由淺入深的演進路徑。
從地理範圍上看,中國對外金融關係最早發生在連接中外貿易的絲綢之路上;隨後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全麵鋪開;再後來就是通過“中—英—印”和“中—英—美”這兩個三角貿易和結算關係與國際金融的結算網相連,與世界白銀流動的渠道相通;鴉片戰爭後,西方金融機構大舉進入中國,外國貨幣在中國隨意流通,外國的借款和投資大量湧入,中國已經在本土與外麵的世界發生了緊密的聯係;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加強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金融聯係,以及對本國金融體係的相對封閉,這時的金融關係是不完全的、片麵的,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對外金融關係近乎停滯,出現了對外金融關係的萎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了“引進來、走出去”的戰略,對外金融關係也從沿海到內地、從國際金融舞台到區域金融領域,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關係漸次鋪開。
從對外金融關係的深度來看,最初是偶爾的發生在絲綢之路上的、對中國金融影響不深的貨幣關係;其後是周邊國家對中國銅幣的爭奪關係;再後是世界白銀的大量流入,這為中國白銀本位的確立創造了外部條件。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金融的進入,西方的金融組織、金融製度、金融產品、金融管理理念等都對中國的金融業產生了影響,並刺激了中國由商業金融向工業金融的轉變;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中國金融受前蘇聯金融製度影響較深,不僅與前蘇聯有較密切的資金關係、彙率關係,而且在金融製度上也是模仿前蘇聯而設計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對外金融關係由官方到民間,由政府推動到市場引導,由單一的政府融資到直接投資、發行國際債券、股票及開放銀行、保險、證券市場,上到國家的金融政策、中國金融製度的建設,中到外彙市場、貨幣和資本市場,下到金融機構的具體業務,無一不涉及對外金融關係。可見,中國對外金融關係是由淺入深地向前發展的。
中國對外金融關係的這種演進規律,是和金融係統由簡單到複雜,由相對孤立到緊密聯係的演化過程相一致。
(二)以對稱性破缺方式存在於世界金融係統
“對稱性”強調的是事物存在方式的“同質性、均勻性”等與空間方向和時間原點無關的狀態,而“對稱性破缺”則強調“差異”,包括空間存在形態、結構、功能的差異和時間演化過程中的差異。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差異”,係統內各元素(或子係統)間才會產生相互需要的物質、能量與信息的交換與轉化,形成係統內的“非線性相幹”關係,在“非線性相幹”關係的作用下,係統內各元素(或子係統)又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各元素(或各子係統)在對稱性破缺的基礎上又產生了另一種相互協調的、近似對稱的功能、結構的聯係。
中國金融係統始終是以某種“對稱性破缺”的形式鑲嵌於世界金融大係統中的。古代的“黃金、銅幣”貨幣體係與波斯、羅馬的金銀幣體係相對應,而西歐進入“銀荒”時期後,中國的“銅幣”體係迅速向外擴張;西歐實行銀本位製及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中國過渡到“銀銅”雙本位製→工業國過渡到金本位製→中國進入紙幣時代。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金融體係對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中國步入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金融體係”。改革開放後,中國金融係統從孤立和封閉走向開放,融入國際資金循環的軌道後,又與美國的資金流動形成“對稱性破缺”。
“對稱性破缺”不僅會因“破缺”產生的“非線性相幹”關係,使係統由無序走向有序,而且也使係統處於一種近似穩定的“亞穩態”之中。並隨著係統內外的漲落作用,從“亞穩態”進入遠離平衡的“失穩”狀態,直至重新形成新的“亞穩態”,對外金融關係發生大的變化,正是在係統遠離平衡的時刻。
(三)受國內政治經濟係統的製約
一國的金融係統與它的經濟係統、政治係統、文化係統等子係統共同構成國內係統,因此,對外金融關係必然會受到這些子係統的影響,尤其是在經濟決定金融、政權製約金融的前提下,這一影響更加明顯。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麵:
1.“二重製度結構”的路徑約束
中國“二重製度結構”的特征就是“發達而富有控製力的上層結構,流動性強且分散化的下層結構,在上下兩層結構之間卻缺乏嚴密有效且富於協調功能的中間結構”。這種特殊結構的強化機製集中表現為“重農輕末”的思想,這種思想抑製了國內商業的充分發展,也抑製了因商業發展而引致的金融發展,使中國國內的金融結構長期因缺乏中間層次而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在對外金融關係上,由於國家對私人外貿的長期不鼓勵,甚至打擊的政策,導致中國的私人外貿萎縮,由外貿引起的對外金融關係拓展和金融製度變遷也就屢屢失去了最好時機,最終出現了中國經濟實力強大而金融製度卻落後的“反差”現象,這種“落後”又使中國在對外金融關係中常常處於劣勢。
“二重製度結構”對對外金融關係的路徑約束表現在,當國家不幹預對外貿易及對外金融的正常發展的時候,或者國家的利益與金融外向型發展相一致的時候,中國對外金融關係就會處於自然演進或迅速推進階段,而當國家利益與金融自身外向發展的利益不一致時,對外金融關係的發展就會偏離正常的軌道或者幹脆萎縮。
公元前2世紀~公元8世紀、明末清初,這兩個時期是國家對金融業管理最少的時期,但這兩個時期卻出現了內外金融關係自然演進、良性循環的局麵;公元8世紀~16世紀中期,“銅錢外流”的貨幣現象,使國家利益與金融係統發展的利益出現矛盾,於是出現了首次國家幹預,但因為幹預方法的原始和對銅錢不足的替代措施的不完善和不成熟,這種幹預不僅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不適當地刺激了國內金融的反饋能力,加速了銅錢的外流;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前,中國政府就麵臨內憂外患的局麵,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首先想到的是維持自己國家代理人身份的問題,於是國家代理人的利益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為了鞏固自己對政權的統治,他們對入侵者委曲求全,表現在對外金融關係上,就是一係列附帶條件的借款和給予外國金融更多特權的製度安排,清末的政府如此,北洋政府時期更是如此,南京政府時期,雖曾努力維護國家利益,但最終不得不選擇在對外金融關係上對英、美(尤其是美國)的依附;計劃經濟時期,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限製,國家被迫出於政治和經濟雙重目的,親自安排對外金融關係,這種對金融係統自身發展能力的替代和剝奪,使對外金融關係在一種扭曲的狀態下發展,最終導致對外金融關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陷於停頓狀態;改革開放後,國家利益與金融發展的利益趨於一致,國家采取了逐漸放開並培養和激勵金融係統的自身功能的做法,為對外金融關係的均衡、協調發展創造了積極的條件,對外金融關係良性發展和主動發展的趨勢增強。
2.經濟周期決定對外金融關係的方向轉換
從中國對外金融關係與經濟的聯係看,二者的關係存在一定的規律性。即當中國的經濟發展處在上升通道的時候,對外金融關係的方向表現為內引,而一旦中國經濟的發展達到或跨越了鼎盛時期,處於發展速度放慢或停頓時期時,對外金融關係又表現為外擴的傾向。
從公元前2世紀~公元8世紀,中國的手工生產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的絲綢受到西亞和東歐國家的普遍歡迎,由於中國的絲綢出口大於從國外的商品進口,因此外國貨幣開始流入中國,中外金融關係首次出現“內引”現象;公元8世紀到明中期,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處於鼎盛時期,大唐盛世、宋元時期對外經貿的大發展都是在這個時期,因此從經濟實力上看,中國首屈一指;但從經濟發展速度上,周邊國家與中國經濟發展差距的縮小,和中國的進口大量是奢侈品的情況,都可以說明發展速度在下降,這個時期隨著進口的增多和中國經濟實力的對外影響,中國的銅錢大量流出國境,出現了對外金融關係上的外擴現象;明中期到鴉片戰爭前,中國的商品在西方國家找到了很大的市場,巨額的出口換來的是白銀的大量流入,白銀的流入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且使中國金融的麵貌也大為改觀,這是又一次“內引”的時期;鴉片戰爭以後到甲午戰爭時期,是中國經濟迅速衰退的時期,隨著外來者的入侵和鴉片的大量流入,白銀由進轉出,中國的金融資源通過這一渠道大量流失;甲午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的經濟在衰敗中維持生存,而且是在西方人控製下的生存,不僅金融主權、經濟主權,甚至政治主權都出現了受控於人的局麵,這一時期外國金融機構、外國貨幣、外國借款和投資的大量湧入,與其說是中國經濟維持生存所必需,不如說是外國企業和政府對中國極盡搜刮之能事的表現;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中國的經濟經曆了恢複—過快發展—調整整頓—發展—“文革”期間時的倒退這幾個階段,在發展時期獲得了前蘇聯的貸款支持,而其後發展的放慢與資金的短缺有很大關係;改革開放以後,大力引入外國資金、外國金融機構、國內金融體製進行了改革,國民經濟也呈快速發展趨勢,近年來,國內儲蓄和外彙儲備增多、人民幣流出、企業出國辦廠等日益增多,說明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其發展的高峰,今後經濟發展的速度會放慢,“走出去”的傾向越來越明顯,而對外金融關係也出現了向外擴張的跡象。
(四)金融關係轉換發生在係統遠離平衡之時
中國金融係統是世界金融係統的一個組成部分,除了受國內係統環境的影響外,還受世界金融係統變動的影響。在世界金融係統處於較為穩定的時期時,中國對外金融關係一般也會保持一種穩定狀態,而當世界金融係統進入遠離平衡的狀態時,原有的係統結構就會出現動蕩,係統會出現“分歧”,經過一定的漲落和放大後,係統又會以新的結構進入下一個“亞穩態”。中國金融係統時時處於係統內外相互作用的狀態下,因此世界金融係統的演變必然會帶來中國對外金融關係的巨大轉變。中國對外金融關係演進的曆史,充分說明了對外金融關係的轉換恰恰發生在世界金融係統遠離平衡的時刻。第一次不平衡是歐洲麵臨“銀荒”的時刻,中國銅貨幣體係向外擴張;第二次不平衡是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以致歐洲已經沒有白銀可以支付的時刻,鴉片貿易—白銀流出—中外彙兌、借貸關係出現;第三次不平衡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封鎖解除的時候,中國從封閉、孤立的金融關係迅速轉變為開放、多元的金融關係;第四次不平衡是目前由中美貿易不平衡所引致的金融關係的不平衡,中國對外金融關係麵臨一次大的調整時期。
(五)強金融係統支配弱金融係統
這裏的“強”、“弱”指的是係統自組織能力的強弱,一般情況下,在同一背景條件下,同類係統或異類係統之間合作與競爭的結果,往往取決於係統內部組織能力的強弱。自組織能力強的係統,往往能順應環境的發展,充分吸收和利用係統內外部資源,主動調節係統內部結構和外部關係,並且在與其他係統的合作與競爭過程中,總會戰勝以致支配自組織能力較弱的係統。中國對外金融關係的演進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中外金融體係的真正衝突起始於鴉片戰爭後,當英國工業金融的觸角延伸到中國以後,不僅摧毀了中國商業的金融體係,而且通過各種手段支配了中國的金融體係;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入世保護期”臨近結束的時候,中外金融係統又一次麵臨正麵交鋒,發達國家“後工業時代”金融係統強於我國“前工業時代”金融係統的事實是不能回避的。但是,係統的自組織能力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調節的,關鍵看係統采取的是什麼樣的調節方式。清朝政府采取的是被動的、全麵開放的、失去邊界保護的、自反饋能力極低的調節方式,因此它不能避免被吞噬的厄運;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采取的是主動開放、有邊界保護和控製、主動調節、積極反饋的策略,這是迅速提高係統自組織能力的有效方式,因此,在麵對外來金融係統的衝擊中,中國金融係統不可能被吞噬,而可能通過主動調節實現係統升級,最終實現內外金融係統雙贏的局麵。
三、對外金融關係演進趨勢
中國對外金融關係的發展軌跡表明,目前我國的對外金融關係已經進入了非常關鍵的“遠離平衡”的“非穩定區”,到了係統演進的“分水嶺脊”上。在“分水嶺脊”上與係統演進條件相容的點不再隻有一個,而可能是多個,即存在多個決定係統未來演進方向的“分歧點”。係統選擇哪個“分歧點”是不確定的,而是對外部環境和初始點具有極強的“敏感性”,任何微小的“漲落”都足以使係統由一個“分歧點”進入另一個“分歧點”,係統的狀態和結構便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變化。但是在係統演進麵前,人並不總是被動的,正是因為係統在“分水嶺脊”上的這種不穩定性和多選擇性,才愈發體現了我們主動創造條件,影響係統的選擇,使係統朝著我們合意的方向演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們可以通過改變係統邊界的輸入、輸出,改變係統要素間的相互關係,改變係統的選擇空間,影響係統演進的外部環境或條件約束,進而使係統演進朝著我們期望的方向進行。
(一)內外金融競爭將以“雙贏”結局
得出內外金融競爭將以“雙贏”結局的推論,主要是與我國清朝時麵臨的類似情形相比較而言的。
中國的對外金融開放,以至於發展到現在的內外金融間將進行“全麵交鋒”,其目的隻有一個,即通過開放給國內金融係統引入“負熵流”,促進國內金融業的發展和競爭能力的提高。可以說,這是我國金融係統演進的目的,而對外金融關係正是在這個目的的基礎上展開的。與清朝被動的、全麵的金融開放導致的國內金融係統渙散的結果相比,本次金融開放有著截然不同的情形,因此結果必然大相徑庭。主要理由如下:
1.“被動開放”與“主動開放”之別
本次金融係統開放是主動開放,符合係統向更高層次演進的目的、符合金融全球一體化的世界金融係統演進趨勢,是有準備、有意識、順應係統演進潮流的開放;清朝的金融係統開放,是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的被動開放,國內金融係統的演進忽然偏離了原來的軌道,而係統還沒有做好應對外部衝擊的準備,更沒有吸收外部“負熵流”的能力,係統原有的體係被破壞,而新的體係又無法形成,因此無奈地進入了“渙散”的狀態。
2.“一次開放”與“漸進開放”之別
本次金融係統開放是“漸進開放”,開放度逐步擴大與國內金融係統吸收、消化能力的漸進提高是相一致的,在保證開放給係統帶來的“益處”的同時,盡量減少了開放對係統的“不利”衝擊;而清朝的金融開放是在英國強炮轟擊下的一次全麵開放,係統既沒有吸收、消化的能力,又沒有應對衝擊的能力,因此係統演進不是進入更為“有序”的狀態,而是向“混亂”、“無序”靠近。
3.“邊界缺損”與“邊界控製”之別
本次金融開放是在國家對係統邊界有完全的控製能力,並能對通過係統邊界的輸出輸入的內容和流量進行及時、到位的調節的金融開放,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際資本大量外逃,我國不僅加強了對資本流出的控製,而且采取措施吸引資本流入,起到了逆向調節的作用;2005年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大量資本又紛紛流入國內,國家轉而重點關注資本流入問題,並乘外彙管理體製改革之際打開了多項資本流出的通道,緩解了資本內流的壓力。由於對係統邊界這種有力的控製和及時的調節,保證了外部環境對係統“正反饋”刺激的持續性,使係統演進始終處於預定的軌道;而清朝的金融開放是在係統邊界缺損情況下開放的,國家對係統邊界沒有控製能力,更無法左右通過邊界的輸出和輸入,也就決定了國家不能維護本國係統的完整、不能掌控本國金融係統的演進方向和路徑。
4.改變係統要素間相互關係的能力之別
清朝金融係統全麵開放後,國家缺乏對金融係統有力的控製(清末才開始製定銀行法,大清銀行作為國家銀行也僅僅起到“政府銀行”的作用,並沒有承擔起中央銀行的職責),而且即使到清末有了銀行法,法律的執行也大打折扣,各省各自為政的情形相當嚴重。對外資金融機構和內資金融機構關係的調節上,更是無能為力。主要表現在“揚外抑內”,外資金融機構不僅享有不受清政府管製的“治外法權”,而且在國內金融機構與外資金融機構存在利益衝突時,清政府往往采取的是打擊和壓製國內金融機構的辦法,國家對係統內關係調節的“無能”,正是當時國內金融係統迅速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本次金融開放,是國家對係統內子係統間相互關係有完全的控製能力,並積極調解情形下的開放。表現為國家在開放的同時,始終在通過金融監管和金融改革強化國內金融係統的市場化、規範化機製,增強國內金融係統的競爭能力;在對待外資金融機構和內資金融機構的關係上,始終采取的是“為我所用、互利雙贏”的原則,對外資金融機構從引入到逐步取消業務和地域範圍的限製,這一進程是與國內金融改革配套進行的,是國內金融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改變係統內部關係的能力之別,是決定係統演進朝什麼方向進行的一個重要因素。
5.改變“選擇空間”的能力之別
所謂“選擇空間”就是指一個係統(通常是遠離平衡的開放係統)所有吸引子構成的空間。在係統演進的“分水嶺脊”上,係統在相空間存在多個“吸引子”,整個相空間被劃分成若幹個“流域”或“盆地”,每個“流域”的點隨時間推移趨向一個特定的“吸引子”。因此,係統的長時間行為,依賴於初始點所在的流域,但同一流域中的點都會殊途同歸,達到同一個“吸引子”。改變“選擇空間”就是通過控製參數的變動,是若幹個盆地產生或消失,從而導致“選擇空間”擴大或縮小,也就是說,可以通過人為幹預,來控製係統演化的方向、速度和途徑。
清朝時,當外國貨幣、外國金融機構的進入對中國金融係統形成衝擊時,清政府在初期不能及時地意識到應該改變“選擇空間”,使中國金融係統向更高階段發展。而到了後期,它想進行金融改革、貨幣製度改革,也就是改變“選擇空間”的時候,又因力量弱小,敵不過內外環境的幹擾而徒勞無功;當前,國家通過金融政策的幹預,力促金融係統向國際水平靠攏。逐漸關閉了“計劃、保守”的金融係統演進的“選擇空間”,而慢慢放大了“國際化、現代化、市場化”的“選擇空間”,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金融係統的演進正是沿著這一脈絡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