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知道一點情況。奧·曼是一九三八年九月被押離莫斯科的。物理學家這個俄文字母的發音近似英文字母L。曾在一所高等技術學校工作，這所學校的師資力量完全被摧毀，原因是斯大林一位死敵的兒子即托洛茨基之子。——作者1977年補注曾在該校工作。不願我點出他的全名：“現在是沒什麼，可誰知道將來會怎麼樣呢，因此我求您別點出我的名字……”他當時也被押出塔甘卡監獄，與奧·曼同一批被轉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他人都是從內部監獄押來的，但在被遣送遠東之前他們先被轉至布兌爾基監獄。在路上便得知，曼德施塔姆也在這一撥被遣送者中。後來，的一位難友病倒了，被隔離數日。他回來後說，他在隔離室見到了曼德施塔姆。據他說，奧·曼一直躺著，用被子蒙著腦袋。奧·曼還有點錢，押送人員有時替他在車站買塊麵包。奧·曼會把麵包掰成兩半，與另一位犯人分享，但他起先不吃自己這一半，他躲在被子裏偷偷看那位難友吃完麵包，然後才坐起身來吃自己的這一半。他害怕被人下毒，這表明他有病，他完全不去碰發放的稀湯，最後餓死了自己。
他們在十月中旬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二道河”集中營人滿為患。新押來的這批人無處安置。犯人們就被扔在兩排板房中間的空地上。氣候很幹燥，也不急著住到屋裏去。他發現周圍到處是廁所，你們能想象出集中營的廁所是什麼樣子，那裏總有一些赤裸上身的人跪在那裏，在他們襤褸的衣服上捕殺虱子。但傷寒當時尚未開始流行。
數天之後，新來的囚犯被趕到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科雷馬集中營的幾位負責人組成。科雷馬正在建房，集中營負責人需要一流的勞動力，而在那些飽受監獄、夜間審訊和“簡易程序”折磨的人當中很難找到合格的壯漢。許多人被篩掉了，其中就包括三十二歲的，他小時候摔斷了一條腿。被轉走的人很少，新押來的犯人卻源源不絕，成百上千，也許成千上萬，他們饑腸轆轆，形容枯槁。關於集中營的人數有個大致估摸。他是一個具有嚴謹數學思維的人，在二十餘年服苦役期間，他分析並記下了他看到的一切。
不過，他的所知從未成為人們的共同財產，因為他已受夠集中營生活，他什麼都不相信，什麼都不指望，一心隻求安寧，他縮回自我，縮回自己的新家庭，對於他來說，存在的全部意義就在於他幼小的女兒，女兒是他這個上了年紀的病人的最後歡樂。他是最好的見證人之一，可他卻可能永遠保守秘密。他破例對我有所披露，談起他與曼德施塔姆的相遇，這次相遇給他留下強烈印象，他在集中營裏和釋放後也曾對此有所提及。我本該問他科雷馬委員會挑選健康勞力的過程持續了多久，但是我沒問。集中營的負責人之後一定會榨幹每個犯人的最後一點精力，然後把他們歸為損耗。勞動力的質量是可以通過數量來換取的。
天開始下雨了，於是，隻能通過打架爭鬥才能擠進板房，在屋裏占據一席之地，鬥毆隨處可見。此時，已經是班長或隊長，管著六十來人，他的職責不過是分配口糧，但隨著雨季的到來，全隊的人都要求隊長給他們找個地方住。建議去找一找，看有沒有空閑的閣樓。那些更強悍、更麻利的人（人的麻利程度在多數情況下取決於年齡）偏愛閣樓，因為那裏不太擁擠，空氣也不那麼汙濁。當然，冬天就必須搬出閣樓，否則會被凍死，或是在煙道旁被烤焦，但是沒人想得那麼遠，集中營犯人們永遠隻考慮眼前的事。躲進閣樓過夜，便能贏得數周的相對自由。
很快便找到一個合適的閣樓，那裏住有五個刑事犯，不過那裏還能再擠進十來個人。與難友們前去偵察。入口處釘著木板。一塊木板塌了下來，掀開木板，迎麵碰見一個刑事犯。已擺開打架的架勢，可主人卻彬彬有禮地自我介紹道：“阿爾漢格爾斯基……”雙方開始談判。原來，是監獄長把這個閣樓提供給阿爾漢格爾斯基和他的獄友們的。提議與阿爾漢格爾斯基一同去找監獄長，對方彬彬有禮地答應了。監獄長持一種令人意外的立場，即竭力調解雙方。他有可能很敬重，因為不怕與刑事犯發生衝突，要不就是把也當成了刑事犯。他說道：“這種情況需要考慮……你們擠一擠吧……住房緊張……”大獲全勝，便回到難友們那裏，以便從中選出十個人搬到閣樓去，可難友們卻改變主意，不願與刑事犯們同住：會被他們偷光的！試圖說服他們，說他們沒什麼可被偷的，他們的人數又兩倍於那幫刑事犯，可是他們還是寧願露天待著。卻從此多了一個新朋友，他和阿爾漢格爾斯基見麵時總要打招呼。他倆通常在集中營的中心位置碰麵，那裏總有進行交易和欺騙的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