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得到一份文件，上麵帶有蘇聯最有權勢機構的大印，我們有權在軍人窗口購票。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特權，因為在當時，每一座碼頭、每一個車站都擠滿了愁眉不展的人們，他們會一連好幾個星期站在售票窗口前排隊買票。黑壓壓的人群，就像在民族大遷徙或戰時大疏散時那樣……彼爾姆的碼頭。一家一家的人坐在麻袋或破布上，旁邊放著幾隻繪有粗陋油漆圖案的木箱，他們精疲力竭，衣衫不整，臉色鐵青。岸邊的沙坑裏燃著煤炭，人們在這裏給孩子們熬麵糊。成年人則啃幹麵包。幹麵包被裝進袋子帶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因為麵包在當時還是憑票供應的。消滅富農運動使無數人背井離鄉，他們在整個國家流浪，試圖找到一處較好的落腳地，他們還在懷念他們那窗戶被用木條釘死的木屋。
這裏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被剝奪富農。那些人早已被流放，被遣至指定地點。而這些人，這由邊緣人構成的人浪，卻在恐懼時分逃離故鄉，在整個國家流浪，隻要能離開故鄉的村莊，去哪兒都行……我們經曆過多次強製性的民族遷徙，也見過幾次自發的民族遷徙，比如國內戰爭、伏爾加流域和烏克蘭的大饑荒、消滅富農運動和戰時的疏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所有的車站裏仍滿是背井離鄉的農民。戰後，人們再度上路，去尋找麵包和工作，但人數已不如從前。每一個有男人留下的家庭，都會衝向那些據說有麵包、也需要人手的地方。有時也會出現有組織的遷徙，即人們事先已經被雇用。感覺到生活並不像預想的那樣美妙，他們便會重新返回家園，或再去尋找新的避難處。每一次強製遷徙，無論是出於階級原因還是民族原因，都會引發一陣又一陣自發的難民潮。孩子和老人們如同蒼蠅一般紛紛死去。
強製遷徙，這是二十世紀帶給我們的某種全新的東西。或許，它始自埃及或亞述的征服者們？我見過從烏克蘭和庫班開出的那一列列裝滿大胡子農民的火車，後來又見過一節節裝滿囚犯、開往遠東的悶罐囚車。再後來，是裝滿伏爾加河流域的德國人的列車，是裝滿韃靼人、波蘭人、愛沙尼亞人的列車……然後又是裝滿犯人的囚車。這樣的列車一直在開行，時多時少……貴族們離開列寧格勒的方式則有所不同。這是繼消滅富農後的第二次大規模遷徙。一九三五年，我與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同去帕維列茨基車站送別一位帶著三個小男孩的孱弱女子，他們被遣至薩拉托夫居住。給他們指定的居住地當然不在城裏，這些孤苦無援的人要住到鄉下去……我們在車站裏看到的場景一如既往，站內擠得水泄不通，無處插腳，但人們不是坐在麻袋上，而是坐在一些相當體麵的旅行箱上，箱子上還可見一些五光十色的出國旅行標簽。擠上站台後，我們常常停下腳步與一些熟識的老婦人打招呼，她們是十二月黨人的孫女、從前的貴夫人或是普通婦女。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說：“我還不知道我居然認識這麼多貴族……”“他們幹嗎大喊大叫的？幹嗎要用他們來堵塞列寧格勒呢？”塔尼婭·格裏高利耶娃說道，抿起雙唇，她是一名非黨布爾什維克，是奧·曼的弟弟葉夫蓋尼·埃米利耶維奇的妻子。
我在書上讀到，每一個民族的曆史中都會出現這樣一個時期，即人們熱衷於“肉體和精神上的漫遊”。這是一個民族的青春期，是這一民族曆史中的創造時期，其影響會持續數百年，會促進該民族文化的發展。我們也同樣“都像是漫遊者”，甚至不僅“像是”，而的確就是漫遊者。可我們的漫遊帶來了那位思想家指恰達耶夫。——作者1977年補注。譯者按：恰達耶夫（1794—1856），思想家，著有《哲學書簡》（中譯見恰達耶夫：《哲學書簡》，譯林出版社，2012年，劉文飛譯）。向我們預言的那些成果了嗎？為了保持關於這些成果的信念，我們曾曆經艱辛。但是，我還是不能說沒有任何成果。我們從上到下的整個民族都學到了一些東西，盡管我們與此同時已經毀滅了自己的文化，完全成了野蠻人。不過，我們學到的東西似乎也非常重要。
從切爾登到喀山，我們要先後搭乘兩班輪船，在彼爾姆的換乘十分艱難。我們等船等了將近一晝夜。我們無法住旅館，因為奧·曼沒有護照，護照在逮捕時被沒收了。護照，這可是城市居民的一種特權，我們這兒的農村人沒有護照，因此住不進旅館，遭災受難的城裏人也一樣。不過，旅館裏也永遠沒有能提供給普通公民的多餘房間。
由於自願的遷徙者太多，我們無法在碼頭落座。我們整天都在城裏轉悠，直到累得精疲力竭。我們走進一座衰敗的城市花園，坐在長椅上，該城正常家庭孩子們的蒼白臉色讓我們吃驚。我們想起，莫斯科兒童的黃疸症也曾令我們驚訝，每個照例出現的大饑荒年份都會導致這一病症的流行。最後一次流行是在一九三〇年，我們剛從亞美尼亞返回莫斯科，當時物價剛剛上漲，不久就開始憑票供應商品。這是莫斯科為消滅富農運動而付出的代價。到我們離開時，莫斯科已恢複元氣，可彼爾姆卻仍是一副慘狀。我們到一家餐廳吃飯，卻無法久坐，因為每張餐桌旁都排著長隊，城裏沒有任何食品出售，而餐館則多少能提供一些替代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