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
一
任何一種文學，說到底都是記憶的結晶和產物，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等自不待言，就連那些描寫作家所處時代之生活的文字如普希金的《驛站長》和高爾基的《母親》等，甚至那些預言未來的作品如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紮米亞京的《我們》等，也莫不是作家的生活體驗和現實感悟的結果。任何一種文學，也注定是兩種性別記憶的合成，盡管在不同的曆史時代，男性記憶和女性記憶在文學中所占的比例或許有所不同。
女性記憶與俄國文學，或曰俄國文學中的女性記憶，是一個饒有興味的文學史話題。俄國女性的聲音很早便響徹俄國文學，比如《伊戈爾遠征記》中伊戈爾的妻子雅羅斯拉夫娜在普季夫爾城頭發出的“哭訴”，《烏莉雅尼婭·奧索裏英娜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音容笑貌，大司祭阿瓦庫姆的《生活紀》中阿瓦庫姆的妻子對丈夫的相隨之舉和激勵之言等等。到了葉卡捷琳娜在位時期，在這位愛好文學、標榜開明的女皇的“恩準”和支持下，俄國文學中的“女性寫作”正式出現，葉卡捷琳娜本人實際上就可以被視為俄國文學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作家。然而，在俄國十九世紀輝煌的現實主義文學中，女性作家的身影卻一直被自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理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等一大批男性文學巨人所遮蔽，構成世界文學史中三大高峰之一的十九世紀中後期俄國現實主義文學，就其創作主體而言似乎就是一種“男性文學”。直到俄國文學和文化中的“白銀時代”興起之後，隨著吉比烏斯、阿赫馬托娃、茨維塔耶娃、苔菲等傑出女性文學家的湧現，俄國文學中的性別構成才開始發生改變。在整個二十世紀，乃至蘇聯解體之後的俄國文學中，無論是作為創作的主體還是作為描寫的對象，女性都越來越突出地顯示了她們的存在。
綜觀俄國女性文學的發展曆程，我們發現，與其他民族的女性寫作者一樣，俄國女性的創作優勢主要體現在抒情詩、戲劇和短篇小說等體裁領域，但是，作為一個群體的她們似乎也很擅長另一種寫作形式，即回憶錄。
作為一種文學樣式的回憶錄，其最主要的體裁特征恐怕就在於“回憶”，在於“記憶”。回憶錄屬於紀實文學和自白文學範疇，它介乎於自傳體小說和書信日記等純紀實文字之間，表現為社會政治和文學文化生活的參與者或見證人關於往昔曆史、人物事件的追憶和敘述，思考和評說。這一寫作方式以史實性和客觀性為基礎，同時也要求表達上的畫麵感和文學性。“回憶錄”在俄語中被稱為“воспоминания”（有時也稱作“мемуары”，後一種說法更像是外來詞），它多以複數形式出現（單數形式則表示“記憶”、“想起”等義），它在英語中的對應形式至少有五個，即remembrances，recollections，reminiscences，memoirs和memorials，這或許也從另一個側麵表明，俄國文學中的“回憶錄”形式是含義豐富甚至包羅萬象的。俄國作家在寫作回憶錄時往往不再另擬題目，而直接冠以“воспоминания”的字樣，他們或許以為，這樣的書名最能概括他們紛繁多樣的記憶和感受。
“回憶錄”這一文學體裁源遠流長，西方文學中最早的回憶錄文學可追溯至色諾芬的《遠征記》，愷撒的《高盧戰記》和《內戰記》，阿伯拉爾的《我的受難史》和但丁的《新生》等，近代以來的歐洲文學大家更是寫有許多不朽的回憶錄名篇，如盧梭的《懺悔錄》和歌德的《詩與真》等等。而在俄國，回憶錄這一文學樣式的曆史幾乎與俄國文學的曆史一樣悠久，阿瓦庫姆的《生活紀》便可被視為這一體裁的古代樣板。此後，文學回憶錄性質的名作便在俄國文學中頻繁出現，幾乎每位俄國文學大家都留下過自己的回憶性文字，其中一些作品更是成為俄國文學的經典名著，如阿克薩科夫的《家庭紀事》、赫爾岑的《往事與沉思》、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帕斯捷爾納克的《人與事》、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索爾仁尼琴的《牛犢抵橡樹》、布羅茨基的《小於一》等等。
如前所述，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時起，俄國女性作家開始與男性作家平起平坐，逐漸在抒情詩等短小體裁領域占得半壁江山，而在大型體裁領域，回憶錄則是她們最為擅長的形式，她們在這一方麵表現出了足以與男性作家相匹敵的創作能力和實績。俄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女性回憶錄作家或許就是娜塔莉婭·鮑裏索夫娜·多爾戈魯科娃，她本意是寫給自家子孫們看的《親筆手記》（1767）後於一八一〇年在雜誌上公開發表，在俄國社會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俄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女性文學回憶錄名作，則或許是帕納耶娃那部寫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麵世於一八八九年的《回憶錄》，這部回憶錄翔實生動地描寫十九世紀中後期俄國文學騰飛時期的文壇，形象地刻畫出包括普希金、別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在內的眾多文學人物肖像，向後人提供出一份寶貴的文學史史料。在她寫作此書前後，許多俄國大作家的配偶也開始寫作此類文字，不過這些“遺孀回憶錄”大都麵世較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的《日記》出版於一九二三年，其《回憶錄》出版於一九二五年；托爾斯泰夫人索菲婭·托爾斯泰婭的《我的一生》遲至一九七八年才被整理出來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