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筆者把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理論特征歸納為“跨文化研究”，準確地說是“跨中西異質文化研究”，認為它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和優勢之所在，是中國學派區別於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最基本的理論和學術特征。2002年8月在南京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年會暨國際會議”上，筆者的大會發言中明確提出：現在我們要把這個“跨文化”改一改，改成“跨文明”。為什麼要作這樣的改動？這樣改動不是簡單的術語更換，而是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其一，“跨文化”往往容易被誤解或被濫用。在當今之世，“文化”被賦予的含義太多太廣，其定義不下百種之多，而且，如今什麼都要冠以“文化”二字，以顯時髦。與此同時，“跨文化”也會產生誤會，因為同一國內，可能會有若幹種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如中國就有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和楚文化等；同一文明圈內，也有多種不同的文化形態，比如法國文化與德國文化，英國文化和美國文化等。盡管筆者一再強調是“跨異質文化”，但人們的理解因為受限於“文化”這一語詞的上述認知，與我們的講法有很大距離；其二，我們今天所處的是一個文化轉型和調整的重要時刻，全球化的浪潮日漸高漲，民族化的要求呼之欲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交流、對話與相互理解成為日益顯在的生活事件。在這樣一個文明交彙、分化和重組的曆史時刻，我們如何抓住機遇，通過跨文明研究，促進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轉折與建構，達到重構新的理論體係，振興中華民族文化，促進世界文明共存共榮的目的，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基於這兩點，筆者認為，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簡稱“跨文明研究”，是21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最基本的理論特征和實踐指南。
“文明的衝突”與跨文明對話
我們把“跨文明研究”確定為新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的基本學術範式，確立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最基本的理論特征和實踐指南，首先是為了適應全球化時代對人文學科提出的曆史要求。在新的世紀裏，隨著政治多極化、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日益彰顯，中國比較文學要在這樣的曆史時刻通過跨文明的比較研究來開掘東西方文明和諧共生、互相理解的通道，架設異質文化互相溝通、共同進步的橋梁，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為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我們現在正處於全球化的曆史時期，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客觀事實。在全球化時代，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內容的各種信息的流轉在不斷加速，建立在人們曆史想象之上的舊有的時間和空間概念被重新改寫，“時/空壓縮”成為社會運作的新的時代表征。不同文明間的交流變得異常頻繁，文明的衝突從曆史的幕後走向前台，成為全球化不可避免的附屬產品。在對“文明的衝突”所作的理論表述中，我們最為熟悉的是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聲音。他把這個全球一體化的世界稱為一個“嶄新的世界”，並說“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在這個新的世界裏，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
為什麼全球化時代必然會誘發文明的衝突呢？亨廷頓站在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構的角度，從多個方麵來對此問題加以論述。他認為，首先，全世界的人現今都根據文化界線來區分自己，這意味著文化集團之間的衝突越來越重要，文明是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因此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衝突就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其次，全球化帶動了各國經濟的發展，非西方社會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認同和文化的複興，這會與一度占主導的西方價值產生衝突。第三，某種文明的認同是在與其他文明的關係中來界定的，文明認同意味著更深刻地意識到文明之間的差異以及必須保護把“我們”區別於“他們”的那些特性。第四，對人民、領土、財富、資源和相對權力的爭奪，這是不同文明國家和集團之間產生衝突的主要根源。所有這些都加劇了不同文明間的分裂、矛盾與衝突。亨廷頓一方麵強調文明之間衝突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麵也承認，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多極和多種文明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國家議題中的關鍵爭議問題包含文明之間的差異。權力正在從長期以來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轉移。全球政治已變成多極的和多種文明的”。
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的現象，顯然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容性，但從某個意義上說，不同文明的交流與共處，實際上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從事學術研究的曆史語境，是我們今天觀照世界、思考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亨廷頓是從政治學的角度來闡發他的觀點的，但對我們所從事的文學研究而言也同樣具有很深的啟發意義。亨廷頓的觀點中至少隱含著這樣的話題：不同文化體係的人有不同的生活和思維方式，有不同的感知與表達世界的方式。文學作為各民族情感的獨特書寫方式，作為各民族文化的獨特記載方式，成了我們理解不同文明間的區別和差異的重要窗口。那麼，對異質文明之間話語問題的研究、對異質文明的文化探源、對異質文明間文學的誤讀和溝通問題的研究、對異質文明間文學與文論互相闡釋問題的探討，這些正是全球化時代為比較文學研究者提出的新的課題。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正是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應和曆史的感召、探討不同文明之間的共處與相容理論，從而跨入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重要的理論武器。
既然亨廷頓認可當今世界是多極的和多種文明的，那至少表明，文明的衝突並非是一種你死我活的殊死爭鬥，並非是要導致一種文明取代另一文明的殘酷結局，而隻是意味著不同文明跨文明研究的現實性，21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利益分配上的爭執、政治見解上的分歧、在文化交流中的受阻。比較文學作為跨國家、跨學科、跨文明的文學研究，正好應和了文化多元化的時代需求。而中國比較文學的跨文明研究，正是為了探尋異質文明對話的可能，拓寬不同文明間對話的空間，促進世界不同文明和平相處，促進世界文學的共同發展。
在跨文明研究中，首當其衝的是跨文明對話，隻有通過對話才能加深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和對“他”文明特性的理解，才能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才能融彙中西，創建出既有民族風格又有時代特色的獨特的文學理論話語體係，也才能緩解文明的衝突，促進異質文明間的理解與合作。在跨文明對話中，“拿來主義”和“送去主義”同樣重要，同樣不容忽視。魯迅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拿來主義”是建立在民族救亡圖存、社會拯衰起弊的基礎之上的，反映了一代學者渴望複興中華文明而不得不“別求新聲於異邦”的時代籲求。“拿來”不是“送來”，而是根據自我的需求有選擇地引入；“拿來”隻是手段，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中華文明的再造與新生。在“拿來”的過程中，異質文明間的互照互釋、對話溝通是必要的。魯迅先生提出的“拿來主義”如果使用得當的話，是有利於中華文明的重建與複興的。隻是因為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在“拿來”的問題上出了偏差，逐漸偏離了最初的航向，“拿來主義”最後變成了“照搬主義”，在一味的照搬西方過程中我們漸漸迷失了自我，丟失了自己的文化規範和理論話語體係，這樣，我們不得不接受文論“失語”的命運，我們不能不陷入在當今世界文論界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的尷尬境地。我們悠久的文明傳統被自己懸置已久，無法與其他文明進行實質性的對話，無法被世界正確地認識。這是一個令人痛惜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