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獨特的學科理論，而任何學科理論，都不可能憑空產生，而是在學術實踐中一步步發展並完善起來的。縱觀全世界比較文學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一條較為清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展的學術之鏈。這條學術之鏈曆經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階段，呈累進式的發展態勢。這種累進式的發展態勢，其特點不但在於跨越各種界線(如國家、民族、語言、學科、文化等)，而且在於不斷跨越過程中圈子的不斷擴大和視野的一步步拓展。我把這種發展態勢稱為“漣漪式”結構，即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就好比一塊石子投入平靜的水麵，漾起一圈圈漣漪，由小到大，由裏到外蕩漾開去。但無論有多少個圈子，中心卻是穩定的，即始終穩穩地確立在文學這一中心點上。盡管各個發展階段中曾經或多或少地以各種方式偏離文學(如法國學派過多關注文學“外貿”，忽略了文學性這一問題；又如當今比較文學界“泛文化”的傾向；等等)，但並沒有從根基上脫離文學這個中心點。
一圈圈的“漣漪”構成了比較文學不同的發展階段，所有的漣漪便共同構成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漣漪式的基本框架。因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不是線性的發展，不是“弑父”般的由後來的理論否定先前的理論，而是層疊式地、累進式地發展。後來的理論雖新，但並不取代先前的理論。例如，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並不能取代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當今我們倡導的“跨文化研究”(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也並不取代“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時至今日，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漣漪結構的最內圈——“影響研究”仍然有效，仍然在當今的比較文學研究中大顯身手，充滿學術生命力。不同階段的學科理論構築起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係，形成了獨特的漣漪圈，而這些不同的學科理論又共同構築起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宏偉大廈。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種“漣漪式”學科理論結構？這是因為比較文學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存在不同的學術文化背景、不同的學術問題、不同的學術切入點。正因為背景不同、問題不同、切入點不同，所以各階段各自解決了某一方麵的學科理論問題，從而形成了各階段學科理論的互補性、包容性。“漣漪”正是這樣形成的。
在這“漣漪式”結構中，每一個“漣漪”都代表著學科發展的某一階段。迄今為止，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至少有三大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在歐洲，第二階段在北美洲，第三階段在亞洲。
按照學者們通常的看法，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第一階段是由法國學派所奠定的“影響研究”。然而，縱觀比較文學發展史，令人疑竇叢生。人們不難發現，最早倡導比較文學和總結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其實並不是(或並不僅僅是)法國學者，例如，最早(1827年)提出“世界文學”觀念的德國學者、著名作家歌德，被公認為推動比較文學發展的最重要人物。寫出第一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專著的人也並不是法國人，而是英國人波斯奈特(H。 M。 Posnett)。1886年，波斯奈特發表了世界上第一部論述比較文學理論的專著《比較文學》(當時，波斯奈特在新西蘭奧克蘭大學任教)，該書對文學的本質、相對性、發展的原理、比較研究等許多問題作了精辟的闡述，並從氏族文學、城市文學、世界文學、國家文學等角度出發，對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作了比較考察，堪稱開了比較文學先河。波斯奈特對比較文學研究的內容和範圍都較為寬容，認為文學發展的內在特征和外在特征都是比較研究的目標。這實際上肯定了後來確立的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創辦第一份比較文學雜誌的也不是法國人，而是匈牙利人。1877年，全世界第一本比較文學雜誌創刊於匈牙利的克勞森堡(今羅馬尼亞的克盧日)，刊名為《世界比較文學》(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關於雜誌的性質，編者指出，這是“一本關於歌德的世界文學和高等翻譯藝術，同時關於民俗學、比較民歌學和類似的比較人類學、人種學的多語種的半月刊”。該雜誌於1888年停刊。1886年，德國學者科赫(Marx Koch)創辦了另一本頗有影響的比較文學雜誌《比較文學史》(Zeitschrift fur die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後又創辦了它的副刊《比較文學研究》，被視為德國比較文學的正式開端。其實，早在1810年，索布裏就寫出了《文學與繪畫比較教程》。
由上述史實，我們可以發現這樣兩個問題：第一，比較文學早期的學科理論，並非僅僅由法國人奠定，在法國學者之前，已有德國的、英國的、匈牙利的學者率先提出了有影響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第二，歐洲早期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並非僅僅著眼於“影響研究”，而是內容豐富、範圍廣泛的，它已經蘊含了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一開始就具備了世界性的胸懷和眼光。令人費解的是，這樣一個良好的比較文學開端，為什麼偏偏會走向旨在限製比較文學研究範圍的所謂“法國學派”的學科理論軌道上呢？迄今為止，並沒有人認真深思過、過問過這一問題。韋勒克(Rene Wellek)曾深刻地批判過法國學派，但卻同樣並未深究過這一問題。
為什麼歐洲早期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會轉向僅僅強調實際影響關係的“文學關係史”？為什麼歐洲的比較文學會走上自我設限的道路？主要原因或許有如下幾點：其一，圈外人對比較文學學科合理性的挑戰；其二，圈內人對比較文學學科科學性的反思與追尋；其三，世界胸懷與民族主義的矛盾。
首先是圈外人對比較文學學科合理性的挑戰，最突出的標誌是意大利著名學者克羅齊發出的挑戰。克羅齊認為，“比較”是任何學科都可以應用的方法，因此，“比較”不可能成為獨立學科的基石。他指出，比較方法“隻是曆史研究的一種簡單的考察性方法”，不僅普通、方便，而且也是文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不能作為這門學科獨有的基石。克羅齊說，“我不能理解比較文學怎麼能成為一個專業”，“看不出比較文學有成為一門學科的可能”。由於克羅齊的學術地位和影響，他的強烈反對，其意義是重要的，因此在意大利，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探討長期陷入停滯不前的困境。意大利學者本納第托在其《世界文學》一書中不得不悲哀地表示，他與他的同齡人的童年時代的夢想——比較文學將會在他們的國土開花結果沒有實現。克羅齊的堅決反對在整個歐洲比較文學界同樣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有學者指出，克羅齊是“帶著與比較文學公然為敵的獨裁觀念，在各種場合用種種不同的沉重打擊來對付我們這門學科，並將它們幾乎打得個片甲不留”。這種“打得片甲不留”之勢，可以說是比較文學學科的第一次危機。克羅齊的反對，不能不引起歐洲比較文學學者的震撼，引起他們對危機的反思。這種反思，集中在比較文學能不能成為一門學科的問題上，如果能夠成為一門學科，那麼，其學科的科學性何在？
“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這句名言是擋住克羅齊等學者攻擊的最好盾牌。既然反對者集中攻擊的是“比較”二字，那就不妨放棄它，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可以不建構在飽受攻擊的“比較”上。基亞明確指出：“比較文學並不是比較，比較隻不過是一門名稱有誤的學科所運用的一種方法。”既然比較文學不“比較”，那比較文學該幹什麼呢？法國學者們在甩掉了備受攻擊的“比較”二字後，將比較文學的範圍大大縮小，縮小為隻關注各國文學的“關係”上，以“關係”取代“比較”。法國學派的奠基人梵·第根說，“比較文學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學之間的相互聯係”，而不注重關係的所謂“比較”是不足取的。梵·第根說：“那‘比較’是隻在於把那些從各國不同的文學中取得的類似的書籍、典型人物、場麵、文章等並列起來，從而證明它們的不同之處，相似之處，而除了得到一種好奇的興味，美學上的滿足，以及有時得到一種愛好上的批判以至於高下等級的分別之外，是沒有其他目標的。這樣地實行‘比較’，養成鑒賞力和思索力是很有興味而又很有用的，但卻一點也沒有曆史的含義；它並沒有由它本身的力量使人向文學史推進一步。”法國學派的主要理論家基亞一再宣稱，“比較文學的對象是本質地研究各國文學作品的相互聯係”，“凡是不存在關係的地方，比較文學的領域也就停止了”。因此，比較文學的學科立足點不是“比較”，而是“關係”，或者說是國際文學關係史。所以他說，“我們可以更確切地把這門學科稱之為國際文學關係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國學派的自我設限，拋棄“比較”而隻取“關係”，正是對圈外人攻擊的自我調整和有效抵抗：你攻擊“比較”二字，我就從根本上放棄“比較”，如此一來，克羅齊等人的攻擊也就沒有了“靶子”，其攻擊即自然失效。“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這句妙語恰切地蘊含了歐洲學者們的苦衷和法國學者的機巧。而正是對“比較”的放棄和對“關係”的注重，奠定了法國學派學科理論的基礎，形成了法國學派的最突出的、個性鮮明的特色。
其二，法國學派學科理論的產生，也是圈內人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科學性的反思與追尋的結果。作為一門學科，應當有其學科存在的理由，這個理由就是確定性和“科學性”。克羅齊等圈外人指責比較文學隨意性太大，他們的批評實質上也暗含了這一點。怎樣建立一門科學的、嚴密的學科是法國學者們思考的一個核心問題。法國學派的四大代表人物——巴登斯貝格(1871—1958)、梵·第根(1871—1948)、伽利(1887—1958)、基亞(1921—)都不約而同地著重思考了這一問題，提出了明確的觀點：要去掉比較文學的隨意性，加強實證性；放棄無影響關係的異同比較，而集中研究各國文學關係史；擺脫不確定的美學意義，而取得一個科學的含義。法國學派的學科理論，正是在這種反思和追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