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日程安排得滿滿的：開車去工作，撰寫專欄，然後再開車回家。十三年來，每天晚上，他都會在門口等待著我的歸來。如今，在一天結束走進家門的時候，成了我最為痛苦的時刻。房子裏顯得太安靜了，空蕩蕩的，甚至不再像是一個家了。詹妮成了一個對使用吸塵器上癮的人，她決定把馬利最後這幾年裏所掉落的大塊大塊的毛發，塞進了每一處裂縫和折痕裏的毛發，都給清理幹淨。慢慢地，這隻老狗在我們家裏的痕跡被一一地抹去了。一天早上，當我穿鞋子的時候，發現在鞋子裏麵，馬利的一層毛發覆蓋在鞋墊子上麵——當我走在地板上的時候，這些狗毛粘在了我的襪子上麵，然後又沉積在了鞋子裏。我坐在那兒，看著這些毛發——實際上是用手指在撫摸著它們，然後，我會心地笑了起來。我把毛發拿給詹妮看，然後說道：“我們可沒那麼容易擺脫掉他。”她笑了起來。但是，那天晚上，在我們的臥室裏，詹妮，這一周來都沒有怎麼說話的人，突然未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我很想念他。我的意思是，我真的、真的非常想念他。我太想他了。”
“我知道，”我說道，“我也很想他。”
我想為馬利寫一篇道別的專欄文章，但是我擔心我的全部感情都會傾瀉而出，最後成為一種脆弱的、情感過度的自我放縱，這樣隻會讓我感到羞愧。所以我繼續撰寫著與我此刻的心情並不是最為貼近的話題。然而，我隨身攜帶著一個錄音機，當頭腦中一有想法的時候，我便會記錄下來。我知道我想按照他本來的樣子去描繪他，並不打算將他的形象進行一番美化。許多人都會在他們的寵物臨死的時候對其進行重新塑造，把它們描繪成不可思議的、高貴的動物，為它們的主人做所有的事情，就差沒有為他們煎早餐雞蛋了。我希望自己能夠誠實一些。馬利是一隻從來都無法理解與服從軍事管理係統的動物。誠懇地說，他或許是世界上表現得最為糟糕的一隻狗了。然而，他從一開始就領會了什麼才是人類最好的朋友的要領。
在他死後的一個星期裏，我好幾次都走到了山腳下，站在了他的墳墓旁。一部分原因是我想去確定沒有任何野獸在夜裏來過這兒。墳墓保持著沒有被打擾的狀態，可是，我已經能夠預見到，在春天的時候我需要加上兩輛手推車的泥土量，來把正出現下陷的凹陷處給填滿。大多數時候，我隻是希望能夠與他談談心。我站在那兒，發現自己的腦海裏不斷浮現出他生活的點滴片段。對於馬利的離開，我的悲傷程度居然超過了我對於某些認識的人去世之後的難過程度，這讓我感到非常窘迫。這並不是說我將一隻狗的生命與一個人的生命等同視之，而是因為，在我的家庭之外，很少有人曾經那麼無私地為我付出過。我從車裏把馬利的頸鏈拿了出來。自從馬利最後一次乘車前往醫院之後，這條鏈子就一直留在了汽車裏麵。我把它藏在了我衣櫃裏的內衣褲中，每天早上，當我將手伸進衣櫃裏麵拿衣物的時候，便會觸摸到這條鏈子。
這一周我過得有些渾渾噩噩，身體裏麵有一種鈍鈍的疼痛感。這實際上是身體上的，有點像是一種胃痛。我昏昏欲睡，沒有生氣。我甚至無法集中精力投入到我的興趣愛好——彈吉他、做木工活、讀書中去。我感到很不開心，不知道應該拿自己怎麼辦才好。大多數晚上，我就早早地上床睡覺去了，有時候是九點半，有時候是十點鍾。
在新年前夕，我們被邀請到一位鄰居家裏去參加聚會。朋友們都靜靜地表達著他們的哀悼之情，可是我們卻試圖使談話輕快一些。畢竟，這是新年前夕。在晚餐時，薩拉和戴夫·潘德爾，一對從加利福尼亞搬回到賓夕法尼亞的造園技師，我們最親近的朋友，與我一起坐在桌子的拐角處，我們交談了很長時間，有關狗、愛以及失落。五年前，戴夫和薩拉將他們鍾愛的博得牧羊犬內爾，埋葬在了他們農舍旁邊的山上。戴夫是我所見過的最不輕易流露感情的人之一，一個安靜的、有高度自製力的、沉默寡言的賓夕法尼亞的荷蘭人。可是，當提到內爾的時候，他也流露出了內心深深的悲傷。他告訴我說，他曾經花了好幾天在那片布滿岩石的樹林裏摸索，直到他找到了一塊用於立在她的墳墓之上的完美的石頭。這塊石頭的形狀幾乎就像是一顆心。於是他把石頭交給了一位石頭雕刻家，讓他將“內爾”刻在了石頭的表麵。盡管過去了這麼多年，那隻狗的死仍然會深深地觸動他們。當他們向我談論著內爾的時候，他們的眼睛濕潤了。正像薩拉所說的，她的眼裏閃動著淚光。有時候，一隻真正讓你的生命為之感動的狗出現在了你的生活之中，那麼你將永遠無法忘記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