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曾作過如此評價：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1]
對於中國漫長的曆史而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確實是不平常的一周。這一周使“中國改換了方向”，是中國現代史上“紅色的起點”。
雖說那15位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代表，在離開李公館那張大餐桌之後人生的軌跡各不相同，有人成鋼，有人成渣。然而，中國共產黨卻在90多年間，從最初的50多個黨員發展到今日擁有8000多萬黨員。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第一大黨，也是世界第一大黨。在蘇聯解體之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人數，占世界共產黨員總數的一半以上。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
如今，每十幾個中國人中，差不多就有一位中國共產黨黨員。就成年人而言，則每十個中國人中，就有一位中共黨員！
90多年間，中國共產黨確實從最初的星星之火，發展到今日燎原之勢。這清楚地表明，90多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館所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雖隻有15個人出席，卻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
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迄今，中國共產黨已召開過18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初的“頻率”差不多每年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從中國共產黨“六大”之後，間隔了17年，才開中國共產黨“七大”。然後，又間隔11年，才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大”。再隔13個年頭，召開中國共產黨“九大”。此後，轉為正常的“頻率”，即5年左右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18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外，還有兩次會議，其意義不亞於甚至超過全國代表大會，那便是：
1935年的遵義會議；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就總體和宏觀而言，在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之前，中國共產黨還是幼稚的、不成熟的黨。
大致來說，在1927年前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主要是發生陳獨秀的右傾；此後反了右傾，卻轉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傾，直至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才正確把握了航向。隻是，在毛澤東晚年曾航向偏“左”，到了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扭轉過來。
以下用粗線條描述中國共產黨90多年曆程，權且作為本書的尾聲：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一大”在上海召開。選出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當時黨員50多人。會議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二大”在上海召開。選出陳獨秀為中央書記，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五人為中央委員。當時黨員195人。會議確定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召開。出席代表30餘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國共合作的問題。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後由於譚調職，改為王荷波）五人組成中共中央局，推選陳獨秀為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這次會議加快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步伐。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四大”在上海召開。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當時黨員994人。會議總結了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和教訓，為迎接革命新高潮作了準備。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五大”在武漢召開。這時形勢急轉直下。會上，有38位代表發言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仍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蔡和森、李立三、蘇兆征、張太雷、李維漢、譚平山、張國燾等39人為中央委員。這時黨員已猛增到5.79萬人，已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