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偽“東亞同盟自治軍”出動萬餘人對漳河縣進行大“掃蕩”，消息頭一天就知道了，縣政府隨軍隊由封鎖溝南移到溝北。第二天，劉同方看到群眾都沒轉移，心裏十分焦急，為了群眾，為了對敵鬥爭，13日，他和同誌們在野外與敵人周旋了一天。傍晚碰到了一股敵人，因敵強我弱，難以突圍，劉同方身中數彈，壯烈犧牲。
斯人已去，然革命精神永遠不死！
（二）大名七師學生黨員領導的幾次重大鬥爭
據記載，在直南革命鬥爭史上，曾出現過一係列大名七師學生黨員領導的革命運動。直到今天，在直南一帶還流傳著他們領導革命鬥爭的故事。其中，以濮陽沙區的革命鬥爭、磁縣運瓷工人的革命鬥爭、濮陽鹽民的革命鬥爭、魏縣蔡小莊農民暴動最為著名。
1.濮陽沙區的革命鬥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暫時處於低潮。但是，鬥爭並沒有停止。這時候，大名七師的共產黨人仍在進行著英勇的革命鬥爭。1929年初，王從吾、趙紀彬、劉漢生、王卓如在濮陽領導了轟轟烈烈的沙區農民鬥爭，在直南革命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濮陽地處直南邊陲，是一個積貧積弱的落後地區。地主、官僚、劣紳殘酷壓迫農民，階級矛盾尖銳。在這種情況下，王從吾、趙紀彬、劉漢生、王卓如等經過研究，決定把千口、化村農民鬥爭的矛頭直接對準民團總團長蔡鴻賓，以通過鬥爭蔡鴻賓打擊其後台——縣教育局長、濮陽縣地主豪紳代表劉潤之和溫邢固惡霸地主溫振剛。
1929年1月上旬，他們以農民協會的名義要求清查蔡鴻賓的賬目，把蔡鴻賓軟禁起來。幾天後，農民協會查出蔡鴻賓有大量貪汙問題，要其退賠，並讓他保證以後再不向窮人攤派捐稅。蔡鴻賓在農民協會的壓力下，被迫答應。之後，蔡鴻賓圖謀報複，跑到縣城告狀，誣蔑農民在鄉間搞暴動，並鼓動其混進共產黨內的兒子蔡兆麟叛變，揭發共產黨人。蔡兆麟叛變後，便把黨組織編印的小冊子《白楊書劄》等秘密刊物和文件，交給了地主豪紳。地主豪紳拿到了證據，便聯合起來，準備對農會進行報複。
此時，為了慶祝鬥爭的勝利，顯示農民協會的革命力量，縣委決定在1929年2月15日（陰曆正月初六日），在溫邢固村溫家祠堂前召開大會，進一步發動群眾，繼續向地主豪紳進行鬥爭。正當黨組織籌備這次大會時，地主豪紳也在積極準備對農協進行反撲。他們不僅聯絡了濮陽硝河以西、井店一帶的地主豪紳，而且還把滑縣、內黃的大地主都串聯起來，準備在農會開會那天包圍鎮壓。
2月15日，按照計劃，在溫邢固村溫家祠堂前召開濮陽縣硝河兩岸農民大會，到會的農民協會會員和農民約有2000多人大會開始，趙紀彬首先講話，主要內容為成立硝河兩岸農民協會，同時慶祝清算鬥爭的勝利。接著，劉漢生向群眾講話。正在這時，民團指揮杜金聲帶領手槍隊突然闖入會場，一邊開槍，一邊上台抓人，會場頓時大亂。劉漢生、趙紀彬、李大山、王卓如當場被捕，王從吾跳到廟台底下，混在群眾中才得以脫險。當場被打死3人，打傷數人。這就是濮陽縣有名的“溫邢固事件”。
這個時候，雖然國共合作已經破裂，但由於濮陽一帶各縣的國民黨多是由共產黨員發展起來的，加上北方還由軍閥統治著，因而濮陽一帶一直還是國共合作的局麵。在“溫邢固事件”發生之前，黨組織的負責人向國民黨縣黨部的人打過招呼，所以“事件”發生後，縣黨部便公開站出來為農民說話，肯定農民集會的合法性，指控民團開槍傷人，把為首的杜金聲、蔡鴻賓、溫振剛以及叛徒蔡兆麟扣押起來。這樣雙方都成了原告和被告。後來，地主豪紳串通了縣長，以《白楊書劄》為證據，咬定被押的趙紀彬等人是共產黨，鼓動農民暴動，上告直隸省政府；國民黨縣黨部也向省黨部報告說，農民協會在那裏開會，土豪劣紳破壞農民集會，鎮壓農民運動，並開槍傷人。省裏便決定此案送交河北省高等法院大名分院審理。這場官司從正月初六一直打到夏天。
在此期間，七師黨組織積極開展了營救活動。謝台臣、晁哲甫拿出600元現洋，到北京、大名等地活動，請趙紀彬的父親當辯護律師，最後以“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為由，判了趙紀彬、李大山兩年徒刑，判劉漢生、王卓如取保外押；以殺人罪判處杜金生12年徒刑，後死於獄中；蔡鴻賓父子和溫振剛等被保釋。
1930年1月，中共順直省委巡視員張含輝來到濮陽巡視工作。他召集王從吾、劉漢生、王卓如彙報研究濮陽工作。經過交換意見，大家認為，自從溫邢固事件以後，一年來，濮陽縣的農民運動陷於停頓，現在正值溫邢固事件一周年，應當舉行一個群眾紀念大會，追悼死難農友，鼓舞群眾，安撫死者家屬，恢複農民運動。張含輝說：“鑒於劉漢生、王卓如正在取保外押期間，大會的籌備工作不宜公開出麵。籌備組織工作就由濮陽縣委書記王從吾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