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說明，1936年，在王振華、晁哲甫同誌回到學校之後，大名七師的黨組織又重新建立了起來。他們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積極工作，發展黨員，組織活動逐步恢複起來。
李福祥（1914～1997），直隸省曲周縣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8月考入大名七師第16班。解放後曾任鄭州地委書記、開封市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監委會書記、省政法領導小組組長等職務。
在這一曆史時期內考入大名七師的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政治部主任、老校友馮征在《難忘的“七師”》一文中也有記述，他說：“河北省立大名第七師範是我少年時期心目中的燈塔，是我走上革命征途的起點。在‘七師’學習、生活的黃金歲月，使我終生難忘。”
20世紀20年代末，馮征上小學時就向往著大名七師。當時正值大革命失敗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冀南貧苦的工人、農民和廣大知識分子，不堪忍受連年的軍閥混戰和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奮起反抗，連小學校裏都出現了“打倒蔣該死，擁護蘇維埃”的傳單、口號。“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蔣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了。五、六年級的小學生和中學生，與教師們都積極地參加了這一運動。馮征的老師們大都是大名七師畢業的，他們都說大名七師是一所高舉“五四”運動旗幟的進步學校。“以作為學”的謝老台（即校長謝台臣）是個了不起的教育家，是教育救國的一麵旗幟。一位曾經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師，曾經私下裏告訴他，說謝台臣校長和教導主任晁哲甫……都是共產黨，比辦曉莊師範聞名的陶行知先生還要進步。老師們經常講，有誌於革命救國的青年，最好能去大名七師學習。大名七師又是“官費”，這讓一些關心國家大事又上不起中學的學生，自然就把報考大名七師作為自己夢寐以求的宿願。
1936年8月初，馮征進入大名七師學習，被編入四年級（後期師範一年級）第十六班。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已故校長謝台臣倡導的“以作為學”和理論聯係實際的教育主張，他們的級主任由教務主任晁哲甫兼任，他回憶說，晁哲甫先生像一位慈愛的老媽媽，對學生親切誠摯，有什麼話都想和他說。校長王振華，高大的個頭，戴著近視眼鏡，熱情洋溢，平易近人，講話很有鼓動性。由於門牙突出，人們背後親切地稱他為“王大牙”。總務主任、數學教師王顯周，他的幾何代數講得深入淺出，粉筆一勾就是一個標準的正圓形，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還回憶說，接近較多的還有語文老師李素若和圖書館長李青陽。李素若是校內外威望很高的一位老師，經常和學生們談心，經常講CP、CY、紅軍和蘇維埃的情況，他毫不隱瞞自己的左傾觀點。李青陽則常向他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糧，包括新出版的《光明》、《中流》等進步書刊和被國民黨查封的讀物，並且建立了讀書會。隻要是國民黨查封的書刊，李青陽總是介紹給他們閱讀。還有教他們唱抗日進步歌曲的音樂教師楊大鈞……教學不僅在課堂進行，還在校辦工廠、農場及校外農村進行，學校還引導他們關心並經常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對他心靈影響最深的是學校中朝氣蓬勃的進步空氣、民主精神。
當時，大名七師從校長到廣大師生員工，都關心國家大事、世界大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進步文藝書籍蔚然成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高爾基，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張天翼、蔣光慈等人的著作都廣為流傳。聶耳、呂驥、冼星海的歌曲，非常流行。並經常舉行一些辯論活動，人們可以公開爭論，各抒己見。
大名七師有相當充分的輿論園地，各班都辦有壁報，學校出版有《大師雙周》（鉛印刊物）和《大師生活》（壁報），校刊編委由各班報舉，半年一次。校刊發動全體同學投稿，內容都能緊緊圍繞同學們最關心的問題。一個時期大家最關心紅軍長征的信息，壁報上就剪貼、披露了範長江等中外記者在報刊上發表的報道紅軍長征的通訊，並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在長征中高舉紅旗躍馬奮進的圖畫。
1937年7月7日，當他們在收音機前聽到了日軍襲擊宛平縣城、侵占盧溝橋的消息後，個個熱淚橫流，義憤填膺，立即從北關走向大名城裏，遊行示威，高呼口號，高唱《五月的鮮花》、《迷途的羔羊》、《打回老家去》、《義勇軍進行曲》、《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等抗日歌曲，並向群眾演講，動員群眾抗日救亡，不當亡國奴。
離開大名七師後，馮征走向了新的征途。
馮征（1920～2009），直隸省邯鄲縣百家村人。1936年考入大名七師學習。1938年7月，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調華北軍區，創辦《華北解放軍報》，任報社社長兼新華社華北軍區分社社長。1978年10月，馮征調任總參政治部副主任，1981年任總參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