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工業革命算起，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在實踐層麵上已經經曆了200多年的曆史，中國的近代化（實質上是早期現代化），以19世紀40年代西方入侵為肇端。現代化的實踐遠早於現代化理論層麵上的探討，係統的現代化理論研究僅有數十年的曆史，但業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對現代化問題的關注，最早應追溯到馬克思。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說過一句名言：“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隻是後來者未來的景象。”他還指出：“產業革命同時引起了市民社會的全麵變革，而它的世界曆史意義隻是在現在才開始被認識清楚。”馬克思在這方麵眾多的論述，已被學術界普遍視作“現代化理論”的發軔。以色列學者什洛莫·阿維內裏在《馬克思與現代化》一文中指出：“馬克思對現代化的看法應當被看成為根據西方的經驗為現代化各種條件和界限提供一幅相當精致的圖像”。隻是後來馬克思把注意焦點集中到“政治革命”上去了，未對現代化理論作進一步係統的闡釋。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初，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著名公式。後來在蘇聯形成了當時被稱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應遵循的“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蘇聯模式”。事實證明，這種“傳統社會主義”的模式在實踐上並不成功。鄧小平明確指出，後來這種“蘇聯的模式僵化了”。它對蘇東劇變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關聯著東西對壘之世界政治格局、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紛紛獨立以及美國圍堵共產黨勢力的外交政策，在美國政府的積極支持下，西方國家的一些社會科學學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ies），即社會變遷理論或國家發展理論，後被稱為經典現代化理論。主要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20世紀50年代，帕森斯的《社會係統論》和勒納的《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現代化》；60年代，阿爾蒙德和科爾曼主編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階段》，列維的《現代化與社會結構》，布萊克的《現代化的動力》，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以色列學者艾森斯塔特的《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及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等。盡管後來英美學者對“現代化”的概念理解充滿歧義，但是，多數看法底層都隱含著一個共同的意旨，即現代化是一種向著某種“現代的標準”邁進的變遷過程。而這種“現代的標準”大致是以近代歐洲與北美之社會為藍圖的。有的甚至幹脆把現代化等同於“西化”。這種理論具有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色彩，服務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全球戰略目標。事實上，現代化是一個具體的曆史範疇，由於各國曆史、文化傳統與國情等因素的差異，各國現代化的模式必然各具特色。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根本不存在一種普遍適用的現代化道路和模式。後來，英美學者為發展中國家設計的種種現代化模式並不適用或不完全適用，以致20世紀60年代以來，這種理論開始遭到許多嚴厲的批判而逐漸破綻百出。要讓世界各國都沿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是不可能的，即使西方各國的現代化模式也形態各異。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亨廷頓等人也明確否定了“現代化等於西化”的觀點。鄧小平也明確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英、美、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
隨著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不斷發展，現代化理論研究也在不斷深入。針對現代化出現的新問題，學者們又形成了後現代化理論、生態現代化理論和再現代化理論等等。這些理論一方麵肯定了經典現代化理論的一些成果，另一方麵又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的出現在後工業化時代的發達工業國家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了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