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小事最好地表明，這些禮儀風範雖然屬於無形，但在柳傳誌日後的成長中擁有巨大價值。柳傳誌有一次跟隨父親去拜見一位商界人物，在約定時間之前5分鍾到達，父親寧可在外麵等待也不肯提前進門。柳傳誌一向擁有嚴格的時間觀念，甚至還在公司裏麵製定了“開會遲到即罰站一分鍾”的紀律，無人能夠例外，公司很多高級經理都有過遲到被罰的記錄。但是直到這一天，他才第一次懂得，在社交場合，提前到達和遲到一樣，都是沒有禮貌的行為。柳傳誌決定將新公司命名為“香港聯想”，沒有遇到什麼阻力。“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這個名字實在太長，是公司早期“拉大旗做虎皮”的產物，盡管後來改成“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公司”，還是不好，既沒有想像力，又不能朗朗上口。而“聯想”這名字已經借助漢卡的名聲傳揚到全國。所以柳傳誌在那幾個月裏總是念叨：“咱們改成聯想集團吧。”“聯想”由產品的功能而為產品的品牌，現在又用做香港公司的名稱，同時也意味著“北京聯想”呼之欲出。
柳傳誌與兩個合作者達成協議，各自投資30萬港元作為新公司的資本，並且擁有同等的股權，以及同等的責任和利益。呂譚平成為新公司的總經理，而柳傳誌則是董事長。實際上，父親和兒子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聯手，所以，柳傳誌對這家公司擁有絕對的控製權。
公司花了78萬港幣在太古城買到一處80平方米的舊公寓，讓留在香港的全體北京人搬了進去。倪光南、柳傳誌、張祖祥全都住在這裏，房間不夠用了就在小過廳的地板上鋪條毯子過夜。很多年後香港聯想壯大起來，呂譚平也大發其財，資產億萬。有人怒氣衝衝地說此人原本不過是個小商人，拿著30萬元來和聯想結盟，如今成了億萬巨富，不僅有豪宅名車，還有價值2000萬元的遊艇以及市值35億港元的聯想股票，無非仰仗聯想的國有資產，坐收漁利。網絡上有個“中國思維論壇”，為此發表文章說，柳傳誌“用國有資產給外商準備的必勝客‘洋餡餅’，十輩子也吃不完”。
這都是2004年的觀點了。如果我們回到1988年春天，看到香港聯想的嗷嗷待哺，就會相信當時柳傳誌放在裏麵的國有資產並不比“香港小商人”的私有資產更多。他們購買太古城裏那間狹小公寓的時候，還是向呂譚平借了18萬港元，才將房子首期款付清。十幾年後聯想擁有100多億元資產，市值數百億港元，難免樹大招風，但在1988年這一行人在香港開創事業的那些日子，大致上就是1984年的“小平房時代”的複歸，人人都被貧窮籠罩著。
香港的公共汽車票價1元，有軌電車就更便宜，隻有6毛，可是柳傳誌和這一行人出門總是步行，不肯坐車，不敢在住處招待客人。為了保持尊嚴和富有的形象，約人會談的時候就臨時租個賓館房間，談判結束立即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如果是應邀赴約，那就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車開到門前。有段時間甘鴻就這麼陪著柳傳誌每天步行在香港街頭，碰到外人還要裝成個秘書的樣子給他提包，讓柳傳誌覺得特別愧疚。幾年之後公司興旺起來，柳傳誌在心裏發下弘願：一定讓老甘回來看看。
後來果然有了這個機會：老甘要到香港出差了。柳傳誌高興極了，給老甘寫信說一定要親自到機場來接他。不料老甘在北京登機之前突然得了腦溢血，送醫院搶救揀回一條命來，從此得了半身不遂，再也沒能到香港去。這成了柳的一塊心病，日子越久就越是沉重。在1999年7月20日公司的一次會議上，年輕的員工聽他談論公司昔日甘苦，有人問道：“柳總，你在功成名就之後還有什麼心願？”“要問我還有什麼心願，那就是陪老甘去一趟香港。我想……我想讓老甘去看看……看看我們香港的公司是什麼樣子，讓他享受一下自己開創的事業。”柳傳誌哽咽起來，語不成聲。
人窮誌不窮
盡管手頭如此拮據，柳傳誌卻盡力讓自己顯得是在成就一項偉大的事業。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們國家的“下海經商”已蔚為壯觀，棄官從商和投筆從商者數以千計，目標都是牟利，柳傳誌當然也不例外。但是隻有這個人，能夠讓這件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也證明此人的腦子裏的確有一些與眾不同的念頭。1988年4月18日，公司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召開“進軍海外誓師大會”。這人民大會堂本是我們國家最重要的會場，自從1958年建成以來，悠悠歲月，多少政治大事件都是在這裏發生。打倒劉少奇然後為他平反昭雪，打倒鄧小平然後讓他卷土重來，悼念周恩來，悼念朱德，悼念毛澤東，把“四人幫”抓起來，讓華國鋒不再是“英明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