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逵夫
晉宋之際是賦在魏晉之後的又一轉變時期。劉勰《文心雕龍·明詩》雲：“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山水方滋。”這個轉變在東晉之末已見其機。首先是陶淵明之作基於社會現實，又聯係自身經曆有感而發，完全擺脫了東晉以來玄言詩和辭賦的空談玄理，而著力於描寫田園風光，標舉興會，情景交融，給人以清新之感。當然，陶淵明對東晉賦，也是有革有因，其“革”者，摒棄了玄言的空談，其“因”者，保持了平淡的文風。其次，由晉入宋的傅亮為文頗有氣骨，辭多慷慨，從另一個方麵與晉末空泛玄虛、孱弱平淡的文風劃清了界限。其因乃是必然，其革決定於時運。承前啟後之家，各有因革，而共開一代文風。至劉宋立國，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齊書·王儉傳》）。文帝、孝武帝、明帝俱好翰藻《南史·臨川王義慶傳》：“（文帝）好為文章。”又《孝武紀》言孝武帝“才藻甚美”。《宋書·明帝紀》言“帝愛文義”。宋明帝並親撰《江左文章誌》。幾個宗室王如南平王休鑠、建平王弘、廬陵王義真、江夏王義恭、臨川王義慶等，也都著意於詩賦，富於辭采。所以一時成為風氣，風雅之林，“霞蔚而飆起”（《文心雕龍·時序》）。所以賦壇在經過東晉沉寂之後，又呈現出興盛的景象。宋武帝劉裕崇尚實際，不好望空虛談。這對文風的轉變有很大影響。這些都同建安時代的文學創作環境相似。宋文帝於儒學、玄學、史學三館之外，別立文學館；明帝立總明觀，征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都明確將文學同史、哲等學科分開，文學在意識形態上的地位加強。上承西晉摯虞《文章誌》，傅亮著《續文章誌》，宋明帝撰《江左文章誌》，沈約又撰《宋世文章誌》，當時對文學之重視，也可以想見。這些對後來《文心雕龍》一書的產生，以及《昭明文選》“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標準的確立，都有一定的影響。故宋代文學，可以說是對建安精神的恢複和發展，劉宋時代的辭賦也能上追建安風骨。
晉宋之際著名的賦家有傅亮、謝晦、謝靈運、顏延之。傅、謝都是建國功臣，身負重任不專以文為務。傅亮的《感物賦》是少帝時值宿禁中，見“夜蛾赴燭”，有感而作。少帝荒唐胡鬧的情況，頗同於西漢的昌邑王和東漢的靈帝。傅亮在賦中想到前代的曆史教訓，由國家而慮及己身，表現的情感極為深沉。後來他與謝晦等行廢立之事，然終未能免禍。謝晦的情況與傅亮同。傅亮被殺後，他舉兵並上書自明，兵敗為故吏所執，在被解入京途中作《悲人道》，歎人生之艱難，直抒胸臆，情感激烈。二人之作同東晉恬淡虛無、寄寓玄理的文風大相徑庭。
宋初賦成就最高的是顏延之與謝靈運。顏延之的《赭白馬賦》係奉宋武帝之命而作，不敢過於隨意，故堆砌辭藻典故較多。然而寫馬的迅疾，頗有氣勢。而且對仗工整，語言凝練。他的《行殣賦》傷悼道上餓殍，可謂觸目驚心，反映了戰亂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難。顏延之今存賦僅4篇，且多非完篇，但體物寫貌，頗能傳神，且語言新奇而華美，時有警句。謝靈運今存賦13篇，多有殘缺。其《撰征賦》述東晉末年奉命慰勞劉裕途中所見所想，寫入了不少晉朝曆史事件和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其中寫到作者經過其祖父封地：“於是采訪故老，尋履經跡，而遠感深慨，痛心隕涕！”其中可能暗寓著對東晉陵替的感慨哀痛。其《山居賦》為六朝長賦之一，布置開闊，氣魄宏大，以山水之美與樓館亭台之美結合起來，全方位多側麵地描寫了他的莊園，使莊園及周圍山水景物窮形盡相。其《歸途賦》寫作者離永嘉太守之職歸始寧故居時一路所見秋色，表現出一種解脫的輕鬆感，描寫也頗有詩意。其《傷己賦》是懷念廬陵王劉義真，從對其知遇之恩的回味中，表現出對人事難料的傷感，一往情深，甚為感人。《逸民賦》表現了離開官場後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歸途賦》一樣具有陶淵明詩賦的風格氣韻。
南朝賦作雖也有篇幅很長的，但總的來說是進一步趨向抒情化、小品化，向詩靠攏，即使詠物之作，也常常帶有強烈的主觀感受色彩。謝惠連的《雪賦》，謝莊的《月賦》就是突出的代表。這兩篇都是借古人以抒情。《雪賦》寫司馬相如受梁孝王之命即景賦雪，形成全篇的主體部分，末了由鄒陽作歌，枚乘賦亂。賦中係詩，起於東漢中期，盛行於魏晉；亂辭本是楚辭的特征。本篇繼承此兩種形式，而構思安排頗為巧妙，總體上合於散體賦“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及“卒章顯其誌”的形體特征，又有創新與變化。作者對於雪景觀察細致，筆墨飛動，寫得很美。《月賦》的抒情性更強。作者著力於創造出種種極富詩意的月夜妙境，處處見月，而又不是直接寫月。如果說水月鏡花式的間接看物更能體現出物的朦朧之美，則由人的心境而反照出物的形象、性質，更具抒情的意味。《月賦》的這種寫法對唐代近體詩追求意境的創作風氣有一定影響。這兩篇賦都是曆來傳誦不衰的名作。謝莊的《赤鸚鵡賦》《舞馬賦》描寫物貌風情，也頗細致，但特色不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