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五章 “中等強國”的危機（1885~1918）
1900年以後的50年，一些“中等”國家多次陷入危機，整個體製的變動也絕非一帆風順。對所有“一戰”參戰國來說，這都是一場使人精疲力竭的戰爭。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國，前者進一步加強了在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後者到1918年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頭號強國。
1884~1885年冬，在有幾個小國參加的情況下，世界各大國在柏林舉行會議，以圖就西非和剛果的邊界、貿易、航海以及在非洲實行有效占領的原則更廣泛地達成協議。這次柏林西非會議在許多方麵可被看作是舊歐洲在全球事務中居統治地位的巔峰時期的象征。日本不是這次會議的成員，雖然它正在迅速實現近代化，但仍被西方視為一個古怪而落後的國家。相比之下，美國則出現在這次會議上，這是由於會上討論的貿易和航海問題被華盛頓認為與其國外利益有關；但在其他許多方麵，美國仍在國際舞台之外，直到1892年，歐洲諸大國才把其駐華盛頓外交代表的級別從公使升至大使——這是一流國家的標誌。俄國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它在亞洲利益頗多，但在非洲的利益卻微不足道。事實上，俄國在被邀請與會的二流國家的名單中，除了通常支持法國反對英國外，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因此，事務的中心是倫敦、巴黎和柏林之間的三角關係，俾斯麥處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地球的命運看來仍取決於歐洲總理（首相）們的辦事處。可以肯定，如果這次會議決定的是奧斯曼帝國而不是剛果盆地的前途的話，奧匈帝國和俄國等國將發揮更大的作用。但這不會否認那時人們心中的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歐洲是世界的中心。就在同一個時期，俄國將軍德拉吉米羅夫宣稱“遠東事務是在歐洲決定的”。
30年——這在大國體係的進程中的確很短——以後，這塊歐洲大陸將被撕開，而且其中的幾個成員將瀕臨崩潰。再過30年，這種崩潰就完成了，歐洲許多地區將是一片廢墟，而且其真正的前途將掌握在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決策者們手中。
雖然在1885年時沒有任何人能夠準確地預測出60年之後廢墟和荒涼將遍及歐洲，但當時的事實是，19世紀晚期許多敏銳的觀察家已經感覺到推動世界強國的那種動力的發展方向。不單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而且日常的政治家們都用通俗的主張來發表言論和作品，討論世界鬥爭和成敗興衰。更有甚者，至少到1895年或1900年時，人們已能看出未來的世界秩序將具有的某種形式了。
所有的這些預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德·托克維爾觀點的再度流行：美國和俄國將在未來成為兩個世界強國。不必驚奇，當俄國在克裏米亞遭難，在1877年對土耳其的戰爭中表現平平時，在美國內戰期間以及在進行重建和向西擴張的反省的幾十年中，這種觀點已經失去了基礎。但是，到了19世紀後期，美國工農業的發展和俄國在亞洲的軍事擴張，使許多歐洲的觀察家們擔心，20世紀的世界秩序像過去所說的那樣，將被俄國人的皮鞭和美國人的錢袋所統治。也許是因為新重商主義的貿易思想再度壓倒了主張和平的、科布登1式的和全球自由貿易體係的思想，因此，現在有一種比早些時候強烈得多的傾向，即堅持正在發生變化的經濟實力將導致政治在領土上的改變。甚至連一向很慎重的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裏勳爵也在1898年承認，世界被分成了“生機勃勃”和“奄奄一息”兩類大國。中國在1894~1895年同日本的戰爭中失敗、西班牙在1898年的短暫衝突中受到美國羞辱的事實，以及法國在尼羅河上遊發生的法紹達事件中在英國麵前的退卻，都可解釋為“適者生存”論決定國家和物種命運的證據。大國之間的鬥爭不再像1830年甚至1860年時那樣局限於歐洲問題了，而且還牽涉到遍及全球的市場和領土問題。
但是，如果美國和俄國由於其麵積和人口看來注定將成為未來的大國的話，誰將與之做伴？“三個世界帝國的理論”——人們普遍認為，隻有三個（有的記載說四個）最大和最強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將保持獨立——調動了許多帝國的政治家。英國殖民事務大臣約瑟夫·張伯倫1897年曾對一群聽眾說：“我認為當今的趨勢，就是要把所有的權力操之於更大的帝國手中，那些小的王國——非進步的王國——看來要淪於次要和從屬的地位……”海軍上將蒂爾皮茨敦促威廉皇帝說，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對於德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那樣它將成為“俄國、英國、美國和德國四個世界大國”之一。有位達西先生警告說，法國也必須在世界大國之中，因為“那些不前進的國家就會倒退，而倒退的國家就會滅亡”。對於曆史悠久的大國——英國、法國和奧匈帝國——來說，問題是它們在麵臨對國際現狀的新挑戰時是否能夠維持自己的地位。對於新出現的大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來說，問題則是它們能否在不至太晚的時候突破約束，達到柏林所謂的“在世界政治中的自由狀態”。
在19世紀快要結束時，很難說沒有一個種族未迷上這種思想。許多民族更關心國內的社會問題，許多國家堅持自由的、在和平時期進行合作的放任主義思想。但在領導人物、軍界和帝國的組織中，則存在著一種占上風的有關世界秩序的觀點，這種觀點強調鬥爭、變更、競爭、使用武力和組織全國資源以增強國力。全球的不發達地區正在迅速被瓜分，但這僅僅是這段曆史的開始。地緣政治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爭辯說，由於可吞並的領土所剩無幾，提高效率和國內的發展勢必取代擴張而作為現代國家的主要目標。在“更廣的地理概念和更大的曆史概念之間”，將出現一種比迄今為止所存在的關係更為緊密的相互關係，這就是說，假如資源使用得當的話，其大小和數量將更準確地反映在國際均勢上。擁有數億農民的國家將是無足輕重的。另一方麵，如果不以大規模的足夠的工業生產為基礎的話，即使是現代國家也會黯然失色。英國的帝國主義分子利奧·艾默裏警告說，“取得成功的國家將是那些擁有最大工業基礎的國家”，“那些擁有工業實力以及創新和科學力量的民族，將能夠擊敗其他所有民族”。
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裏，國際事務發展的許多事實證明了上述預言。在歐洲內外，力量的對比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老帝國垮台了，新帝國出現了。1885年的多極世界在1943年時被兩極世界所取代。國際鬥爭加劇，並爆發了完全不同於19世紀歐洲的有限衝突的戰爭。與科學技術相聯係的工業生產力，成為國家力量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世界軍事力量中所占比重和外交影響的變化，反映了在世界製造業生產中所占份額的變動。個別人物依然是重要的——在列寧、希特勒和斯大林生活的世紀，誰可以說他們不重要呢？但他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能夠控製和重新組織一個大國的生產力。而且，像納粹德國自己的命運所表明的那樣，戰爭對世界大國的考驗，對於缺乏工業技術力量因而也缺乏軍事武器來實現其領導人野心的國家是無
情的。
即使說大國之間60年鬥爭的大致輪廓已經在19世紀90年代被描繪出來，個別國家的成敗也仍待決定。很明顯，這在許多方麵取決於一個國家是否能夠保持或增加其工業的產量。但在許多方麵也始終取決於不可改變的地理環境。一個國家是接近處於國際性危機的中心還是在其邊緣？它能不受侵犯嗎？它是否不得不同時麵臨兩個或三個方麵的入侵？民族的凝聚力、愛國主義和國家對其居民的控製也很重要，一個社會是否經受得住戰爭的嚴峻考驗，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其內部組成。它可能還依賴於結盟政治和決策。一個國家是作為一個大的聯盟集團的一員作戰，還是單獨作戰？這個國家是一開始參戰的，還是半途參戰的？以前保持中立的其他大國站到敵人一邊參戰了嗎？
這類問題表明，任何一種對“兩極世界的出現和‘中等國家’的危機”的適當分析，都需考慮孤立的但又有相互影響的因果關係的三個方麵：第一是軍工生產基地的變化，這致使某些國家在物質上變得更（或不那麼）強大了；第二是影響個別國家對世界均勢中這些更大的轉變做出反應的地緣政治、戰略和社會文化的因素；第三，影響在20世紀大聯盟戰爭中成敗機會的外交和政治上的變化。
世界均勢的變動
19世紀末的那些世界事務觀察家們同意這種看法：經濟和政治變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因而可能使國際秩序比以前更加不穩定。力量對比的改變總會導致動蕩，而且還經常導致戰爭。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寫道：“使戰爭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長和這種增長在斯巴達引起的不安。”但在19世紀最後25年裏，影響大國體係的變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廣泛，而且通常更加迅速了。全球貿易和交通網絡——電報、輪船、鐵路、現代化的印刷廠——意味著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或者說製造業生產新取得的進展可以在數年之內從一個大陸傳播和轉移到另一個大陸。在吉爾克裏斯特和托馬斯於1879年發明了把廉價的磷礦石轉化成堿性鋼的方法之後，5年的時間裏，西歐和中歐出現了84座生產這種堿性鋼的煉鋼爐，而且這一煉鋼法還跨過了大西洋。結果，不僅是各國在鋼產量中所占的份額發生了變化，這還意味著軍事潛力的重大變化。
我們已經看到，軍事潛力和軍事實力並不是一回事。出於政治文化或地理上的安全等原因，一個經濟巨人可能寧願當一個軍事侏儒，而一個沒有重要經濟資源的國家，卻可以把它的社會組織成一個令人生畏的軍事強國。和在其他時期一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的等式在這個時期也有例外，下麵需要討論這個問題。但在一個現代的工業化戰爭的時代，經濟和戰略之間的聯係變得更為密切了。為了弄清楚從19世紀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影響國際間力量對比的長期轉變的因素，我們有必要看一看經濟數字。這些數字是為了估價一個國家的戰爭潛力而選列的，因此不包括某些廣為人知但在這一方麵沒有多大幫助的經濟指數2。
人口數量本身從來都不是一種反映實力的可靠依據，但表12的確說明俄國和美國至少在人口數字方麵可以被視為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另一類大國，而德國和（後來的）日本則開始稍稍超出了其他國家。
表12 1890~1938年各大國的總人口
（單位：百萬人）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1913年 1920年 1928年 1938年 排名
俄國 116.8 135.6 159.3 175.1 126.6 150.4 180.6 1
美國 62.6 75.9 91.9 97.3 105.7 119.1 138.3 2
德國 49.2 56.0 64.5 66.9 42.8 55.4 68.5 4
奧匈帝國 42.6 46.7 50.8 52.1 — — —
日本 39.9 43.8 49.1 51.3 55.9 62.1 72.2 3
法國 38.3 38.9 39.5 39.7 39.0 41.0 41.9 7
英國 37.4 41.1 44.9 45.6 44.4 45.7 47.6 5
意大利 30.0 32.2 34.4 35.1 37.7 40.3 43.8 6
但是，有兩種“調控”表12中粗略數據的方法。第一種是把一個國家的總人口同生活在城市地區的人口（表13）進行比較，因為那部分人口通常很能反映工業和商業的現代化；第二種方法是把那些人口數字與人均工業化水平相互聯係，在衡量這種工業化水平時以英國為“基準”國（表14）。兩種做法都有很強的指導性，而且還可互相印證。
表13 1890~1938年各大國的城市人口（以百萬計）及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1913年 1920年 1928年 1933年
1 英國
（1） 11.2
（29.9%） 13.5
（32.8%） 15.3
（34.9%） 15.8
（34.6%） 16.6
（37.3%） 17.5
（38.2%） 18.7
（39.2%） 5
（1）
2 美國
（2） 9.6
（15.3%） 14.2
（18.7%） 20.3
（22.0%） 22.5
（23.1%） 27.4
（25.9%） 34.3
（28.7%） 45.1
（32.8%） 1
（2）
（續）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1913年 1920年 1928年 1933年
3 德國
（4） 5.6
（11.3%） 8.7
（15.5%） 12.9
（20.0%） 14.1
（21.0%） 15.3
（35.7%） 19.1
（34.4%） 20.7
（30.2%） 3
（3）
4 法國
（3） 4.5
（11.7%） 5.2
（13.3%） 5.7
（14.4%） 5.9
（14.8%） 5.9
（15.1%） 6.3
（15.3%） 6.3
（15.0%） 7
（7）
5 俄國
（8） 4.3
（3.6%） 6.6
（4.8%） 10.2
（6.4%） 12.3
（7.0%） 4.0
（3.1%） 10.7
（7.1%） 36.5
（20.2%） 2
（5）
6 意大利
（5） 2.7
（9.0%） 3.1
（9.6%） 3.8
（11.0%） 4.1
（11.6%） 5.0
（13.2%） 6.5
（16.1%） 8.0
（18.2%） 6
（6）
7 日本
（6） 2.5
（6.3%） 3.8
（8.6%） 5.8
（10.3%） 6.6
（12.8%） 6.4
（11.6%） 9.7
（15.6%） 20.7
（28.6%） 3
（4）
8 奧匈帝國
（7） 2.4
（5.6%） 3.1
（6.6%） 4.2
（8.2%） 4.6
（8.8%） — — —
表14 1880~1938年人均工業化水平
（以1900年的英國為100）
1880年 1900年 1913年 1928年 1938年
1 英國 87 [100] 115 122 157 2
2 美國 38 69 126 182 167 1
3 法國 28 39 59 82 73 4
4 德國 25 52 85 128 144 3
5 意大利 12 17 26 44 61 5
6 奧地利 15 23 32 — —
7 俄國 10 15 20 20 38 7
8 日本 9 12 20 30 51 6
用不著對這一階段中表13和表14中的數字進行太仔細的分析，也可以做出幾個概括性的判斷。一旦引入了城市人口規模和工業化程度這類衡量“現代化”的標準，大部分國家的地位同表12中的地位相比就有了很大的變動：俄國從第一位跌至最後一位，至少在20世紀30年代的工業大發展時期以前是如此；英國和德國占了應有的位置；美國在那種獨一無二的眾多人口和高度工業化社會的結合下脫穎而出。甚至在這一時期開始時，最強和最弱的大國之間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不管是絕對差距還是相對差距都是如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現代化進程可能會把所有正在經曆同樣“階段”的國家卷入，就實力而言，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個國家收獲是相同的。
當仔細觀察有關工業生產力的數據時，大國之間的差距就顯得更加清楚了。由於鋼鐵產量經常被看作是反映這一時期潛在軍事力量和工業化本身的標誌，現將有關數字重新列在表15中。
表15 1890~1938年各大國的鋼鐵產量
（單位：百萬噸；1890年是生鐵產量，以後是鋼產量）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1913年 1920年 1930年 1938年
美國 9.3 10.3 26.5 31.8 42.3 41.3 28.8
英國 8.0 5.0 6.5 7.7 9.2 7.4 10.5
德國 4.1 6.3 13.6 17.6 7.6 11.3 23.2
法國 1.9 1.5 3.4 4.6 2.7 9.4 6.1
奧匈帝國 0.97 1.1 2.1 2.6 — — —
俄國 0.95 2.2 3.5 4.8 0.16 5.7 18.0
日本 0.02 — 0.16 0.25 0.84 2.3 7.0
意大利 0.01 0.11 0.73 0.93 0.73 1.7 2.3
但是，也許對—個國家工業化最好的衡量方法是看它對現代能源（即煤、石油、天然氣和水力、電力而不是木材）的消耗，因為這既表示一個國家利用各種無生命能源的技術能力，也表示了其經濟發展速度。表16列出的就是這些數字。
表15和表16都證實了在特定時期某些大國——1914年以前的德國、20世紀30年代的俄國和日本——在絕對數量方麵所發生的工業上的迅速變化，同樣可以看出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增長速度比較低。這還可以相對地被用來表示在這整個時期一個國家相對的工業地位（表17）。
表16 1890~1933年各大國的能源消耗
（相當於百萬噸煤）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1913年 1920年 1930年 1938年
美國 147 248 483 541 694 762 694
英國 145 171 185 195 212 184 196
德國 71 112 158 187 159 177 228
法國 36 47.9 55 62.5 65 97.5 84
奧匈帝國 19.7 29 40 49.4 — — —
俄國 10.9 30 41 54 14.3 65 177
日本 4.6 4.6 15.4 23 34 55.8 96.5
意大利 4.5 5 9.6 11 14.3 24 27.8
表17 1880~1938年各大國相對的總的工業潛力
（以1900年時的英國為100）
1880年 1900年 1913年 1928年 1938年
英國 73.3 [100] 127.2 135 181
美國 46.9 127.8 298.1 533 528
德國 27.4 71.2 137.7 158 214
法國 25.1 36.8 57.3 82 74
俄國 24.5 47.5 76.6 72 152
奧匈帝國 14 25.6 40.7 — —
意大利 8.1 13.6 22.5 37 46
日本 7.6 13 25.1 45 88
最後，表18再轉過來考察貝羅克關於在世界製造業生產中所占份額的數字是很有用的，這些數字將顯示前一章對19世紀均勢進行了較早的分析之後所發生的變化。
表18 1880~1938年各大國在世界製造業產量中所占的相對份額（%）
1880年 1900年 1913年 1928年 1938年
英國 22.9 18.5 13.6 9.9 10.7
美國 14.7 23.6 32.0 39.3 31.4
德國 8.5 13.2 14.8 11.6 12.7
法國 7.8 6.8 6.1 6.0 4.4
俄國 7.6 8.8 8.2 5.3 9.0
奧匈帝國 4.4 4.7 4.4 — —
意大利 2.5 2.5 2.4 2.7 2.8
大國的地位
（1885~1914）
在這些令人不安的具體數字麵前，即在1913年時某個大國隻占世界製造業產量的2.7%，或者另一個大國在1928年其工業潛力隻相當於英國1900年的45%，以下事實就值得再加強調：隻有把這些統計數字放在特定的曆史或地緣政治的背景下考察，它們才有實際意義。但是，由於諸如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大國為國家采取行動而動員資源的能力、它在地緣政治上的地位及其外交能力等因素，工業生產實際相同的國家在大國實力方麵的分類仍有很大的不同。因篇幅所限，本章不可能像科雷裏·巴尼特幾年前對英國進行大規模研究時所做的那樣，對各大國也進行那樣規模的研究。但下麵的論述將力圖盡量地接近巴尼特的更大的框架，他對這種框架的描述是：
一個民族國家的力量並不僅僅存在於其武裝部隊，而且存在於其經濟和技術資源，存在於用以指導其外交政策的靈活性、預見能力和果敢性，存在於其社會和政治機構的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國家力量存在於其國家本身，即存在於民族中；存在於他們的技術、能力、雄心、紀律、創造性中；存在於他們的信念、神話及其幻想中。進一步講，還存在於這些因素相互聯係的方式中。此外，在考慮國家力量時，不能隻考慮它本身和它的絕對範圍，還得顧及其國外的或帝國的義務，還得與其他國家的力量聯係起來考慮。
要說明重大戰略影響的多樣性，最好的方法也許是看一看意大利、德國、日本這三個國際體係的較新成員的例子。前兩個國家直到1870~1871年才成為統一的國家。日本直到1868年明治維新後，才開始從自我封閉的孤立狀態中擺脫出來。在這三個社會中，都有與原有的大國進行競爭的動力。到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每個國家都在獲取海外領土，也已開始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艦隊補充自己的常備軍。它們都是這一時期外交事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後，到1902年時，每個國家都已變成某個老牌大國的聯盟夥伴。然而，所有這些相似之處都不能抵消每個國家擁有的實力上的真正差別。
意大利
乍一看，一個統一的意大利的出現使歐洲的均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它已不再是部分主權操在外國人手裏、經常受外來幹涉威脅的相互敵對的一群小城邦，而是一個有3 000萬人口的穩固的整體，其人口增加很快，到1914年時已接近法國的人口。這個時期它的陸海軍規模不是特別大，但正如表19和表20表明的那樣，他們還是不容忽視的。
表19 1880~1914年各大國的陸海軍人數
（單位：萬人）
1880年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1914年
俄國 79.1 67.7 116.2 128.5 135.2
法國 54.3 54.2 71.5 76.9 91.0
德國 42.6 50.4 52.4 69.4 89.1
（續）
1880年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1914年
英國 36.7 42.0 62.4 57.1 53.2
奧匈帝國 24.6 34.6 38.5 42.5 44.4
意大利 21.6 28.4 25.5 32.2 34.5
日本 7.1 8.4 23.4 27.1 30.6
美國 3.4 3.9 9.6 12.7 16.4
表20 1880~1914年各大國的戰艦噸位
（單位：萬噸）
1880年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1914年
英國 65 67.9 106.5 217.4 271.4
法國 27.1 31.9 49.9 72.5 90
俄國 20 18 38.3 40.1 67.9
美國 16.9 24 33.3 82.4 98.5
意大利 10 24.2 24.5 32.7 49.8
德國 8.8 19 28.5 96.4 130.5
奧匈帝國 6 6.6 8.7 21 37.2
日本 15 41 18.7 49.6 70
如上所示，從外交上看，意大利的興起必然衝擊著它的兩大鄰國——法國和奧匈帝國。它在1882年加入三國同盟，這表麵上“解決了”意奧兩國的對抗，也進一步確立了孤立的法國兩麵受敵的局勢。所以，就在它統一後10年的時間裏，意大利似乎已完全成為歐洲大國體係中的一員，羅馬也同其他首都（倫敦、巴黎、柏林、聖彼得堡、維也納、君士坦丁堡）一樣，成為外國派遣全權大使駐節的地方。
但是，意大利以大國地位出現卻掩蓋了它的一些致命弱點。首先是整個國家經濟的停滯，特別是南部鄉村地區。它的文盲率在全國為37.6%，而其南部更為嚴重，遠遠高於西歐和北歐的任何國家。這反映了意大利大部分農業地區的落後性——小農經濟、貧瘠的土壤、少量的投資、實物地租、不能滿足需要的運輸條件。意大利的生產和人均國民財富隻能與西班牙和東歐的農業社會相比，而不能與荷蘭或威斯特伐利亞相比。其次，意大利無煤，而且，盡管已轉向水力發電，但它88%的能源仍來自英國的煤，這就成了維持收支平衡的沉重負擔，相應地也就成了可怕的戰略弱點。在工業沒有獲得重大進展的前提下，意大利的人口增加就成了一個禍福參半的事情。因為它與其他西方大國相比，減緩了人均工業增長率；假如每年沒有成千上萬的意大利人（往往是很有活力和才幹的人）橫渡大西洋向彼岸移民，這種對比對意大利就更為不利，用肯普的話來說，所有這些，使意大利成為“不利的後來者”。
但這並不是說，意大利就沒有現代化了。的確，正是在這一時期，許多曆史學家提到了“喬利蒂3時代的工業革命”和“我國的經濟生活中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至少在北方，已發生了向重工業方麵的重大轉移。在格申克龍看來，1896~1908年，意大利經曆了朝工業化方向的“大奮進”。的確，這時意大利的工業發展速度比歐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快，人口從農村向城鎮的轉移加快了，銀行體係為提供工業信用貸款重新進行了自我調整，國際的實際收入在迅速上升，皮埃蒙特地區的農業也表現出相似的前進步伐。
然而，一旦把有關意大利的統計數字進行比較性的剖析，其光澤就顯得暗淡了。它確實創建了鋼鐵工業，但它在1913年的產量隻是英國的1/8，德國的l/7，比利時的2/5。其工業增長率確實很快，但起點很低，以致其成果並不怎麼顯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它的工業能力尚未達到英國1900年的1/4。它在世界製造業生產中所占的份額實際上下降了，從1900年僅有的2.5%，下降到1913年的2.4%。盡管意大利勉強夠格進入大國行列，但需要指出的是，除日本外，其他每個大國的工業潛力都是其兩倍、三倍，有的國家（德國、英國）是它的6倍，還有一個國家（美國）是它的13倍以上。
假如意大利有較強的民族內聚力和其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決心，這些弱點也許能多少得到彌補，但這些因素都不存在。意大利國家中存在的忠誠是家族性的、地方性的，也許是地區性的，但絕不是全國性的。這樣，早就開始發展的北方工業化隻能加劇北方同南方的差距；這個半島許多地方的村社團體缺乏與外界的重要聯係。由於意大利政府同天主教會的對立沒有改善，天主教會禁止其教徒為這個國家服務。受本國人歡迎和外國自由主義者羨慕的複興思想並沒有滲透到意大利社會中去。軍隊征兵很困難，而且按戰略需要而不按地區政治的考慮分駐軍隊是不可能的。高層文官和軍隊的關係的特點是相互不理解和不信任。普遍的反軍國主義情緒、軍官素質的低劣以及缺乏製造現代武器所需要的資金等，增強了人們對其軍事力量的懷疑。這種懷疑早在災難性的1917年卡波雷托戰役或1940年的埃及戰役中就產生了。它的統一戰爭靠的是法國的幹涉和後來普魯士對奧匈帝國的威脅。1896年在阿杜瓦（在阿比西尼亞）的大慘敗使意大利信譽掃地，意大利軍隊是唯一被一個沒有有效反擊手段的非洲國家打敗了的歐洲軍隊。意大利政府做出的使其總參謀部感到意外的1911~1912年在利比亞進行戰爭的決定，是最嚴重的財政上的災難。意大利的海軍在1890年時看起來很強大，但其相對的規模卻越來越小，並且戰鬥力通常令人懷疑。地中海地區的英國皇家海軍的幾任總司令總是希望意大利艦隊保持中立而不是結盟，如果英國和法國在這個時期交戰的話。
所有這些對意大利戰略和外交地位產生的影響是令人沮喪的。意大利總參謀部非常清楚，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技術上，無論是與法國相比還是與奧匈帝國相比，意大利都處於劣勢，而且它還知道，鐵路運輸的不足和根深蒂固的地方主義，使得意大利不能像普魯士那樣對軍隊進行大規模的靈活調動。不僅意大利海軍明白它的低效率，而且意大利易受攻擊，加上漫長的海岸線，都使其結盟政治處於很矛盾的境地。因此使戰略計劃的製訂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混亂。意大利同柏林在1882年簽訂的盟約起初是令人鼓舞的，特別是當俾斯麥看來要使法國陷於癱瘓時；甚至在此時，意大利政府也努力同英國保持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因為僅僅英國一個國家就能抵消法國艦隊的力量。1900年以後的幾年中，當英、法關係趨於密切，而英國和德國由合作走向對立時，意大利人感到，除了見風使舵、轉向新的英法聯盟外，幾乎別無選擇。討厭奧匈帝國的殘餘情緒，加速了這種行動，正如尊重德意誌的心理及德意誌在意大利的工業金融中的重要性妨礙了意大利與其公開決裂一樣。因此，到1914年時，意大利又處於像1871年那樣的境地。它是“大國中最小的一個”，在其鄰國心目中，它令人失望地使人捉摸不透，並且寡廉鮮恥；它對阿爾卑斯地區、巴爾幹地區、北非和更遠的地區懷有商業上的和擴張主義的野心，這樣就與敵友的利益都發生了衝突。經濟和社會狀況繼續削弱著它影響事態發展的能力。它仍然是鉤心鬥角的角逐中的一方。簡言之，在其他大多數國家的政府看來，與意大利為敵，不如與其結成夥伴；但二者之間的利害差距並不大。
日本
1890年時意大利是大國體係中一位剛夠格的成員，而日本甚至還未進入這個俱樂部。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一直被由各霸一方的大領主和武士貴族集團組成的分散的封建寡頭集團所統治。由於缺乏自然資源並受多山地區的限製，日本隻有20%的土地宜於耕種，它缺乏經濟發展通常應具備的所有先決條件。日本人民因具有一種沒有相近語種的複雜的語言和強烈的獨特文化的意識，而孤立於世界其他地區之外，所以直到19世紀下半期的相當長一段時期，他們仍保持內向的特性，對外部影響持抵製態度。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日本似乎注定在政治上不成熟，在經濟上落後，用大國標準來衡量，它在軍事上也軟弱。但在兩代人的時間裏，它已成為遠東國際政治中的一個主要角色。
從1868年起，日本實行明治維新。這次改革的原因是，日本的上層統治者決心避免日本像在亞洲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那樣被西方控製和殖民化，即使要采取的改革措施會引起封建秩序的衰落並遭到武士集團的激烈反對，日本也不得不實行現代化。這並不是因為個別的企業家希望這樣，而是因為“國家”的需要。早期的反對勢力被粉碎後，現代化以一種使柯爾貝爾或腓特烈大帝的努力相形見絀的統治經濟和信念在進行著。日本製定了一部以普魯士德國的憲法為藍本的憲法，對法製進行了改革。教育製度也有很大發展，使這個國家的人民達到了罕見的高識字率。曆法和穿著也都改變了。一種現代銀行體製逐漸形成。從英國皇家海軍請來的專家為日本建立一支現代海軍出謀劃策，從普魯士總參謀部請來的專家幫助它實現陸軍的現代化。日本軍官被派往西方國家的陸軍和海軍學院學習，盡管本國已建立起軍火工業，但仍從國外購買現代化武器。政府鼓勵建立鐵路網、電報和航運線；它還與日本新出現的企業家們一起發展重工業和鋼鐵、造船業，並使紡織業生產現代化。政府的補貼使出口商受益，補貼還用於鼓勵航運和建立一個新的工業。日本的出口產品，特別是絲綢和紡織品猛增。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有著引人注目的政治義務，即實現國家“富國強兵”的號召。對於日本人來說，經濟實力和陸海軍實力是同步發展的。
但所有這些發展是需要時間的，不利條件仍然很嚴重。盡管1890年至1913年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但種地的人數幾乎仍與原來一樣多。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仍有3/5以上的日本人在從事農業、林業和漁業；而且盡管農耕技術有了許多改進，但多山的農村和大多數是小塊土地的經營，阻礙了說像英國那樣的“農業革命”的發生。由於這種“極落後的”農業基礎，日本的工業潛力或人均工業化水平與其他國家一經比較，都必然使它處於或接近於末流大國的地位（見前麵的表14和表17）。雖然1914年以前其工業的突然興起可以從其現代燃料能源消耗的大幅度增長和在世界製造業產量中所占份額的增加中清楚地看到，但它在其他方麵仍很欠缺。它的鋼鐵產量很低，嚴重依賴進口。同樣，雖然它的造船業有了很大發展，但它仍從其他國家定購軍艦。它還很缺乏資本，需要越來越多地舉借外債，但從來不足以向工業、基礎工業和軍事部門投資。在經濟上，它完成了一個奇跡，在帝國主義鼎盛時期成為經曆工業革命的唯一的非西方國家；但與英國、美國和德國相比，它在工業和金融方麵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
還有兩個因素幫助了日本上升到大國地位，並有助於說明它為什麼會超過意大利。第一個因素是地理上的隔絕狀態。其附近的大陸海岸由當時腐朽的中華帝國所有，不足為患。當中國東北和（甚至更使它恐慌的）朝鮮可能落入另一個大國手中時，地理環境使日本比其他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更為接近這些地區。俄國在1904~1905年試圖沿著6 000英裏的鐵路運送軍隊時就感到了不便，幾十年之後英美海軍救援菲律賓、中國香港和馬來亞時，就發現需要盡力克服後勤的困難。假如日本的勢力在東亞穩步發展的話，其他任何一個大國隻有盡最大努力才能防止日本在那個時代在那個地區變成一個占統治地位的
國家。
第二個因素是士氣。毋庸置疑的是，日本人對文化的獨特性的強烈意識，對天皇崇拜和國家崇拜的傳統，軍人的光榮感和勇猛的武士道精神，對紀律和剛毅的強調，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愛國主義和不畏犧牲的政治文化，加強了日本為戰略上的安全和獲取市場及原材料而擴張為“大東亞”圈這一目標的動力。這反映在1894年同中國進行的成功的陸戰和海戰中，那次戰爭是由於兩國在朝鮮的權利的爭執引起的。在陸上和海上，裝備較好的日本軍隊似乎是被獲勝願望所驅使。在戰爭結束時，俄國、法國和德國“三方幹涉”的威脅，迫使憤怒的日本政府撤回了它對中國大連和遼東半島的要求，但這隻不過增強了東京日後再幹的決心。在政府中，不同意林權助男爵得出的嚴厲結論的人即使有，為數也不多：
如果我們認為必須有新的戰艦，就要不惜任何代價去建造；如果我們軍隊的組織不合適，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開始整頓；如果需要，我們的整個軍事體製就必須進行變革……
現在日本必須保持冷靜和堅持自己的主張，以便使對它的猜疑自然平息；在此期間，必須鞏固國家力量的基礎；我們必須在東方靜觀和等待機會，這個機會總有一天會到來。當這一天到來時，日本將決定它自己的命運……
10年之後，當它對朝鮮和中國東北的野心與沙皇俄國的野心發生衝突時，報複的時機到來了。如果說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的艦隊在對馬海峽的決戰中摧毀俄國艦隊使海軍戰史專家們對日本艦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麼日本社會總的態度則使其他觀察家們感到震驚。日本對大連進行了出其不意的打擊（這種做法始於1894年同中國的戰爭，後在1941年再度使用），日本民族主義者為獲得徹底勝利而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的熱情在西方受到了歡迎。更引人注目的似乎還是日本軍隊在大連和沈陽周圍的陸戰中的表現，在這次戰鬥中，有數萬名士兵衝過布雷區，越過鐵絲網，冒著俄國人重機槍的掃射，在攻占俄軍戰壕之前喪生。即使在大規模工業化的年代，武士道精神加上刺刀似乎也能保證戰場上的勝利。就如所有同時代的軍事專家們斷言的，如果士氣和紀律仍然是國家實力極為重要的先決條件的話，日本在這些資源方麵是非常富有的。
但是即使那時，日本也不是一個羽毛豐滿的大國。日本很幸運地戰勝了更為落後的中國和軍界上層臃腫、因聖彼得堡和遠東之間相距遙遠而處境不利的俄國。此外，1902年締結的英日同盟也使它得以在不受第三國幹涉的情況下，在自己熟悉的區域裏作戰。其海軍依靠的是英國製造的戰艦，其陸軍依靠的是克虜伯製造的槍炮。最重要的是，它發現自己的資源不可能在財政上負擔戰爭的巨額費用，隻能夠依賴在英美籌措的貸款。結果是，1905年底在與俄國進行和平談判時，日本財政已處於崩潰的邊緣。東京的公眾對此可能感覺不太明顯，他們對使俄國在最後達成的協議中得以擺脫困境的較為寬容的條件感到憤怒。但結果是，由於勝利已經肯定，日本軍隊感到自豪並受到了讚揚，其經濟得以恢複，而且其大國地位（盡管是地區性的）得到了所有大國的承認，日本成熟了。在遠東，如不考慮它的反應就做不成任何重要事情；但它是否能夠進一步擴張而不引起資格更老的大國的反應，彼時還一點兒也不清楚。
德國
有兩個因素確保了德意誌帝國的崛起將比其“新來的”夥伴對大國之間的均勢產生更直接和更大的影響。第一個因素是，德國遠不像日本那樣是一個從孤立狀態中出現的國家，而是在舊的歐洲國家體係的中心崛起的，它的建立直接衝擊著奧匈帝國和法國的利益，而它的存在改變了當時歐洲各大國之間的相對地位。第二個因素是德國在工業、商業和陸海軍方麵進一步發展的絕對速度和程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它的國力不僅是意大利和日本的3倍或4倍，而且還超過了法國或俄國，很可能還趕上了英國。1914年6月，80多歲的韋爾比勳爵回憶說：“他們記得在19世紀50年代時，德意誌是一群由無足輕重的王室成員統治下的無足輕重的邦”；現在，在一個人的有生之年中，它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而且仍在發展。單是這一點就使得“德國問題”成為1890年以後半個多世紀裏這麼多世界政治事務的中心。
這裏隻能提供一點點有關德國經濟飛速發展的細節。它的人口從1890年的4 900萬猛增到1913年的6 600萬，在歐洲僅次於俄國，但由於德國比俄國的教育水平、社會供應和人均收入都高得多，所以這個國家的人口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是強大的。據一份意大利的資料反映，意大利軍隊招募的每千名新兵中，有330名是文盲；而奧匈帝國是每千人中有220名，法國是每千人中有68名，令人吃驚的是，德國每千人中隻有一個文盲。獲益的不僅是普魯士軍隊，而且還有需要熟練工人的工廠，需要受過良好訓練的工程師的企業，尋求化學家的實驗室，期望得到管理人員和推銷員的公司——德國的學校體製、多種科技的學院和大學，能夠大量培養上述的人才。通過把這些知識的成果運用到農業上去，德國的農民使用化肥和大規模實行現代化來提高糧食產量，它每公頃的產量比其他任何一個大國都高得多。為了安撫容克豪族和農民組成的團體，德國的農業實行了許多關稅保護措施以對付糧食生產成本更低的美國和俄國；而由於它的高效率，巨大的農業部門並沒有使人均國民收入和產量降低到像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因農業而降低的水平。
但就是在它的工業發展中，德國才真正地在這些年裏顯示出特色。它的煤產量從1890年的8 900萬噸上升到1914年的2.77億噸，隻落後於英國的2.92億噸，遠遠領先於奧匈帝國的4 700萬噸、法國的4 000萬噸和俄國的3 600萬噸。德國鋼產量的增長更加驚人，1914年，德國1 760萬噸的產量高於英、法、俄三國的產量總和。更引人注目的還是德國在電力、光學和化學等20世紀新興工業中所取得的進展。像西門子和AEG公司這樣的大公司，雇用著14.2萬名工人，它們控製著歐洲的電力工業。德國以拜爾和霍奇斯特為首的化學公司生產了世界工業染料的90%。這段成功的曆史自然反映在德國的外貿數字中，從1890年到1913年，德國的出口增加了兩倍，使它接近世界頭號出口國英國。以下事實並不使人感到驚訝：它的商船大大增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成為世界第二大商船擁有國。那時，它在世界製造業中所占的份額（14.8%）高於英國（13.6%），約是法國的2.5倍（6.1%）。它已成為歐洲的經濟動力源泉，甚至它廣為宣傳的資本短缺似乎也沒有降低它的發展速度。民族主義者弗雷德裏希·瑙曼為這些發展以及這些發展對德國的世界地位所具有的含義感到歡欣鼓舞，幾乎沒有什麼人對這種情景感到不解。瑙曼寫道：“德意誌種族帶來了發展，發展又帶來了陸軍、海軍、錢和權力……隻有當一個活躍的民族在它的喉管裏感覺到春天的甘汁時，現代的、龐大的權力工具才可能
產生。”
像瑙曼這樣的宣傳家們，甚至還有像泛德意誌聯盟和德意誌海上聯盟這樣狂熱的擴張主義集團，竟歡迎和敦促德國增強在歐洲和海外的影響，這不怎麼令人吃驚。在這一“新帝國主義時期”，在其他任何一個大國裏，都能聽到相類似的呼籲。就如吉爾伯特·默裏在1900年所作的令人厭惡的評論，每一個國家似乎都會宣稱，“我們是所有民族中的精華……最有資格統治其他民族”。也許更重要的是，1895年以後，德國的統治者上層似乎也相信需要在時機成熟時大規模地擴張領土。海軍上將蒂爾皮茨堅持認為，德國的工業化和海外征服“像自然法則一樣不可抗拒”；首相比洛宣稱，“問題不是我們是否要殖民，而是我們必須殖民，不管我們是否想殖民”；威廉皇帝自己也輕率地宣布，德國“要在舊歐洲狹窄的邊界之外完成重要任務”，雖然他也想到過德國在和平的意義上在歐洲大陸行使“拿破侖式的霸權”。所有這些，與俾斯麥一再堅持的德國是一個“飽和的”、渴望維持歐洲現狀而對海外領土沒有熱情的（盡管1884~1885年有過殖民企圖）國家的腔調相比，是一種徹底的轉變。在這裏誇大德國“意識形態上一致”要求擴張的特殊的侵略性是不明智的；法國和俄國、英國和日本、美國和意大利的政治家們也宣布了它們國家的天定命運，盡管他們也許是以一種不那麼帶決定論的、狂熱的語調宣布的。
有關德國擴張主義的重點是，要麼這個國家已擁有改變現狀的實力手段，要麼它已擁有創造這種手段的物資資源。關於這種能力的最明顯的說明，是1898年之後德國迅速建設海軍，其海軍的規模在蒂爾皮茨的領導下從世界的第六位變為僅次於英國的帝國海軍。到大戰前夕，由13艘無畏級戰列艦、16艘舊式戰列艦和5艘戰列巡洋艦組成的這支公海艦隊，成為一支迫使英國海軍部逐漸把駐紮在海外的主力艦隊撤往北海的強大力量；那時有跡象（較好的內部結構、炮彈、光學設備、艦炮控製、夜間訓練等）表明，德國艦船從整體上來說比較優良。雖然蒂爾皮茨一直未能得到大量資金以實現其最終創建一支“同英國一樣強大”的艦隊的目標，但他確實建立了一支足以威懾敵對的法國和俄國艦隊的力量。
對某些觀察家來說，德國成功地在陸上作戰的能力給人的印象不那麼深刻；的確，乍一看，在1914年前的10年裏，普魯士軍隊與規模大得多的沙俄軍隊相比就相形見絀了，而法國的軍隊也和它差不多。但這種表象容易使人誤解。由於複雜的國內政治原因，德國政府選擇了把它的軍隊維持在一定的規模上，並允許蒂爾皮茨的艦隊大量增加其在整個國防預算中的份額。當1911年和1912年的國際緊張局勢導致柏林決定大規模發展其陸軍時，裝備上的迅速變化是很明顯的。從1910年到1914年，其陸軍的預算從2.04億美元增至4.42億美元，而法國隻從1.88億美元增至1.97億美元——但法國把89%的適齡青年征召入伍，而德國隻招募了53%的適齡青年就實現了這種軍事動員。到1914年，俄國已為其陸軍花費了3.24億美元，但卻甚感緊張：國防開支占俄國國民收入的6.3%，而德國的隻占4.6%。除英國之外，德國比歐洲其他任何國家更容易承受“武裝的重負”。此外，當普魯士軍隊能夠動員和裝備數百萬後備役軍人，而且——由於其更好的教育和訓練——實際上能把它們部署在前線采取行動時，法國和俄國卻不能。法國總參謀部堅持認為，其後備役軍人隻能在後方使用；而俄國既沒有武器、靴子和軍服來裝備其數百萬理論上存在的後備軍，也無軍官來管理他們。但即使如此，也仍未弄清德國軍事能力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因為它還反映在諸如良好的國內交通線、快速的動員體製、優良的參謀訓練、先進的技術等不能用數量來表達的因素上。
但德意誌帝國被它的地理環境和外交削弱了。因為它位於歐洲大陸的中心，它的發展似乎要同時威脅到許多其他大國。其軍事機器的效能，再加上泛德意誌重組歐洲邊界的號召，使法國和俄國感到恐慌，迫使它們彼此之間更為接近。德國海軍的迅速發展使英國感到極度不安，就像德國對低地國家和法國北部的潛在威脅一樣。用一位學者的話來說，德國“天生就被包圍住了”。即使德國的擴張是指向海外的，但如不侵入其他大國的勢力範圍，又能到哪裏去呢？向拉丁美洲冒險隻能以與美國進行戰爭為代價。19世紀90年代，它在中國的擴張一直遭到俄國和英國的反對，而且當1905年日本人取得對俄戰爭的勝利後就成為不可能的了。建造巴格達鐵路的企圖使倫敦和聖彼得堡都感到驚恐不安。想把葡萄牙殖民地搞到手的努力受到了英國人的阻攔。當美國可以明目張膽地在西半球擴大自己的勢力，日本侵入中國，俄國和英國向中東滲透，法國“完善”其在非洲西北部的據點時，德國卻兩手空空。當比洛在其1899年著名的《錘子或鐵砧》的演說中憤怒地宣稱“我們不能允許任何外國或任何外國的朱庇特神來告訴我們‘能做什麼呢？世界已經被瓜分完畢’”時，他表達了一種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沒有什麼人對德國的宣傳家們重新分割世界的呼籲感到疑惑不解。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正在崛起的大國都呼籲改變已經固定下來的對舊的、老資格的大國有利的國際秩序。從強權政治的觀點來看，問題是這種特殊的挑戰是否能在不招致太多反對的情況下改變舊的國際秩序。地理環境發揮著重要作用，外交也很重要；也就是說，因為德國沒有日本那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它治國的本領就需要有非常高的水平。由於已認識到第二帝國的突然出現引起了不安和妒忌，俾斯麥在1871年之後一直努力使其他大國（特別是側翼國家俄國和英國）相信德國沒有進一步的領土野心。但是急於表明其氣概的威廉及其顧問們太不謹慎了，他們不僅公開表示對現存秩序不滿，而且——這是最大的失敗——柏林的決策過程表明，隱藏在帝國重要目的表象後麵的是混亂和不穩定，這使所有目睹在機密行動中這一過程的人感到吃驚。這種情況有許多應歸咎於威廉二世個人的性格弱點，但它被俾斯麥憲法製度上的缺陷加劇了。由於沒有任何人（像一個內閣一樣）對政府的全麵政策集體負責，不同的部門和利益集團都去追求它們自己的目標，上邊對此不作任何檢查，也不規定哪是重點。海軍隻考慮將來同英國的戰爭；陸軍的計劃是消滅法國；金融家和商人們則希望進入巴爾幹、土耳其和近東，並在此過程中消除俄國的勢力。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在1914年7月悲歎道，結果將是“向每一方挑戰，又妨礙了每一方，而且在所有這些進程中實際上削弱不了任何一方”。在一個充滿自私自利並疑慮重重的國家裏，這不是一個成功的竅門。
最後，仍存在一種危險：如不能在外交上和領土上獲得成功，將影響威廉德國微妙的國內政治，威廉的容克上層擔憂其農業利益會（相對）減少，擔心有組織的工人的興起和工業繁榮時期社會民主黨影響的發展。1897年以後，對強權政治的追求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這些考慮的推動，這將在政治上受到歡迎並轉移對德國國內的政治分歧的注意力。但柏林的政權通常要冒雙重危險：如果它在與“外國朱庇特”的對峙中退卻，德國的民族主義勢力可能會謾罵和譴責這位皇帝及其助手們；而如果國家全力參加一場戰爭，卻又不清楚廣大工人群眾、士兵和水兵們自發的愛國主義是否將超過他們對非常保守的普魯士—德意誌國家的厭惡。當一些觀察家認為一場戰爭將使全國團結起來支持皇帝時，其他人則擔心它將進一步加劇德國社會政治結構的緊張狀況。還有，這需要在各方麵聯係起來看，例如，德國國內的弱點不像俄國或奧匈帝國的弱點那麼明顯，但確實存在，而且它們肯定會影響這個國家參加一場長期的“總體戰爭”的能力。
許多曆史學家爭辯說，德意誌帝國“情況特殊”，它遵循的是有朝一日將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暴行中達到頂點的“特殊道路”。隻從1900年前後的政治文化和花言巧語來看，這是一個很難檢驗的主張：俄國和奧地利的反猶主義至少與德國一樣強烈，法國的沙文主義與德國的一樣明顯，日本對文化的獨特性和天定命運的觀念與德國持有的一樣廣泛。這些被觀察的每一個大國都是“特殊的”，它們在帝國主義時代都太急於宣稱其特殊性了。但從強權政治的標準來看，德國確實具有很重要的特性。它是一個把西方民主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的力量，與東方君主國專斷的（也有人可能說是不負責任的）決策結合在一起的大國。它是除美國之外“新出現的”大國，它的確有能力向現存秩序挑戰。它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如果它進一步向東或向西擴大它的邊界，隻能損害其強大的鄰國的利益：用卡利奧的話來說，這個國家將來的發展會“直接”而不是“間接”地動搖歐洲的均勢。按照蒂爾皮茨的說法，德國認為“彌補其失去的地盤……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對這樣一個國家來說，這是一個爆炸性的結合。
對於一個要進行突破的正在崛起的國家來說，這似乎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對於那些在目前的壓力之下要努力據守自己地盤的老資格的大國來說，這個問題更為迫切。這裏有必要再次指出三個正在被談論的大國——奧匈帝國、法國和英國之間的重要差別，特別是奧匈帝國和最後一個英國之間的差別。但是，有關它們在世界事務中各自力量的圖表將表明，它們在19世紀末與它們在50或60年前相比，都明顯變弱了，雖然它們的防務預算更多，殖民帝國的版圖更大，而且它們（就法國和奧匈帝國來說）在歐洲還有領土野心。不僅如此，指出下麵這一點似乎是公平的：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都知道，與他們的前任相比，國際形勢變得更加複雜，險象叢生，而這種認識正迫使他們考慮徹底改變政策，以努力適應新的形勢。
奧匈帝國
雖然奧匈帝國是已經確立的強國中最弱的一個（用泰勒的話來說，它正在從強國的行列中悄悄消失），但是這一點從宏觀的經濟統計數字來看並不明顯。盡管大量地向外移民，它的人口仍然從1890年的4 100萬上升到1914年的5 200萬，遠遠超過了法國和意大利，在某種程度上也超過了英國。在這幾十年裏，帝國實現了高度工業化，其經濟發展速度，在1900年以前可能比以後更快。到1914年，它的煤產量已相當可觀，達到4 700萬噸，既高於法國，也高於俄國。甚至在鋼產量和能源消耗方麵，它也絕不比這兩個協約國中的任何一國差。它的紡織工業產量經曆了曆史上的一個高峰期，釀酒和甜菜的產量也有所提高。加利西亞的油田已被開采，莊園實現了機械化。斯科達兵工廠的規模成倍擴大，主要城市正實現電氣化，鐵路建設在國家的促進下蓬勃發展。根據貝洛克的一項統計，奧匈帝國191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實際上與法國相同，這看起來有些值得懷疑——就像法勒公布的材料一樣可疑，該材料說，1890年它在“歐洲強國”中所占的比例為4%，到1910年上升到7.2%。然而，很明顯，奧匈帝國從1870年到1913年的增長率在歐洲屬於最高之列，它的“工業潛力”的增長速度甚至比俄國更快。
但是，一旦更加細致地考察奧匈帝國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就會發現它存在著重大的缺陷。其中最基本的缺陷可能是人均收入和產量存在著巨大的地區性差異，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從瑞士阿爾卑斯山到布科維納地區的社會經濟和種族差異，還反映了下述的鮮明差距：1910年，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73%的人口從事農業，而整個帝國55%的人口從事農業；更主要、更令人驚異的是財富的巨大的不均，下奧地利（850克朗）和波希米亞（761克朗）的人均收入，遠遠超過加利西亞（316克朗）、布科維納（310克朗）和達爾馬提亞（264克朗）。還有，在奧地利行省和捷克土地上工業正在起飛、匈牙利農業改良正在進行的同時，被貧窮困擾的斯拉夫地區，人口正以最快的速度增長著。結果使奧匈帝國工業化的人均水平遠低於其他主要強國。在這幾十年中，盡管它所有產品產量都有了絕對增長，但它在世界製造業生產的總產量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徘徊在4.5%左右。對肩負著戰略任務的奧匈帝國來說，它所依靠的經濟基礎並不是強大的。
存在於日本和法國的那種民族文化高度的內聚力，對於民族關係相當複雜的奧匈帝國來說反而成了不良因素。維也納控製著歐洲最眾多的民族——當1914年大戰來臨時，動員令要以15種不同的民族語言下達。在波希米亞地區說德語和說捷克語的人之間由來已久的緊張關係，並不是弗朗西斯·約瑟夫皇帝及其顧問們所麵臨的最嚴重的問題。雖然“青年捷克”運動給這種緊張關係蒙上了最嚴重的陰影，雖然匈牙利在1867年以後獲得了與之同等的夥伴地位，它還是免不了就諸如關稅、少數民族的待遇、軍隊的“匈牙利化”等問題不斷地與維也納發生衝突，雙方的關係達到了一觸即發的緊張程度，以至於到1899年西方的觀察家們曾經擔心整個帝國就要崩潰。法國外長德爾卡塞為此曾秘密地與俄國重新商談結成兩國聯盟的條件，目的在於防止德國接管奧地利領地和占有亞得裏亞海岸。到1905年，維也納的總參謀部確實在悄悄地準備著應急計劃，以便在危機惡化時對匈牙利實行軍事占領。維也納所遇到的民族問題，不僅僅是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問題，而且南部的意大利人也反對在他們的土地上強行德意誌化，並寄望於邊界那邊，企求羅馬的援助——就像被控製的羅馬尼亞人在較小的程度上求助於東部的布加勒斯特一樣。相比之下，波蘭人比較平靜，其部分原因是他們在奧匈帝國統治之下比在德國和俄國統治的區域享有比較優越的權利。但是，迄今對帝國聯合體的最大威脅來自南部的斯拉夫人，因為帝國內部持不同政見的集團似乎寄希望於塞爾維亞，甚至更遠處的俄國。在維也納，自由主義人士時常敦促政府向南部的斯拉夫人的要求進行妥協，但匈牙利貴族強烈反對這些妥協。他們既反對匈牙利特殊的地位受到任何削弱，同時又在匈牙利境內對少數民族大加歧視。由於溫和主義者要求對這一問題實行政治解決的辦法遭到了政府的拒絕，這就為總參謀長康拉德將軍之流的奧地利—德意誌民族主義者打開了方便之門。他們堅持以武力對付塞爾維亞人及其同情者。這一主張雖然遭到了弗朗西斯·約瑟夫皇帝本人的阻止，但是如果帝國的生存真正受到了威脅，它仍不失為一項最後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所有這些無疑在很多方麵影響了奧匈帝國的實力，這並不是說眾多的民族一定意味著軍事上的脆弱。帝國軍隊保持了統一的組織，善於使用多種語言的指揮係統，以及在駐防和部署兵力時慣用的分而治之的手法。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依靠捷克或匈牙利部隊的合作日益困難，甚至克羅地亞人（幾個世紀以來用於“軍事邊界”地帶）傳統的忠誠也被匈牙利人的迫害所腐蝕。而且維也納對付這些地區利益主義者的不滿的一貫反應是，用設立專門問題委員會、提供新的工作、減免稅收、增加鐵路支線等辦法來加以遏製。“在1914年，文職公務員的人數超過300萬，他們管理學校、醫院、社會福利、稅收、鐵路、郵電等各種各樣的事務……於是……沒有充足的錢留給軍隊。”根據賴特的統計，奧匈帝國的國防撥款在“國家（即中央政府）撥款”中所占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強國都少得多。結果它的艦隊從來也沒有充足的資金以趕上意大利，更不用說在地中海的法國海軍了。軍隊的給養也隻有俄國和普魯士軍隊所享有的1/3到一半左右。軍隊的武器，特別是火炮已經過時，而且數量有限。由於缺乏資金，隻有可征用人力的30%應征入伍，他們之中的大部分被放了長假，或隻受到8周的訓練。這種製度難以造就戰時大量合格的後備軍。
1900年以後約10年時間裏，國際緊張局勢加劇，奧匈帝國的戰略地位越發岌岌可危，內部分裂使國家麵臨分崩離析的威脅，同時使它與大多數鄰國的關係複雜起來。經濟的增長雖然顯著，但它卻無法趕上英、德這些主要強國。它用在國防上的人均費用比許多其他強國要少，應征入伍的青年在適齡青年中所占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大陸國家都少得多。最後再加上它似乎有很多的潛在的敵人，結果帝國總參謀部不得不為眾多的戰役製訂計劃——這是其他國家很少在上麵分散精力的麻煩事。
奧匈帝國有如此之多的潛在敵人，是由於它本身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的國情造成的。雖然有三國聯盟，但同意大利的關係在1900年以後變得更加緊張。康拉德在某些場合鼓吹向這個南方鄰國發動軍事進攻，盡管他的意見遭到了外交大臣和皇帝的強烈反對，但是沿著意大利邊境的駐軍和要塞仍然在不斷加強。再扯遠一點，羅馬尼亞也在使維也納感到不安，因為在1912年，羅馬尼亞已經加入了敵對陣營，這對它構成了明顯的威脅。但是最有敵意的地區是塞爾維亞，它與門的內哥羅一道似乎是帝國內吸引南部斯拉夫人的一塊磁鐵，因此帝國必須除掉這一病患。恰當的解決辦法所帶來的唯一問題是，對塞爾維亞的進攻很可能會引起奧匈帝國最可怕的敵人——沙皇俄國的軍事反應，它很可能會在奧匈帝國的大批軍隊經過貝爾格萊德向南挺進時，入侵東北邊境。因此，最好戰的康拉德聲稱，“將通過外交家”使帝國避免同時向所有的敵人開戰。他1914年製訂的戰爭計劃中，暴露了軍隊不得不準備進行軍事玩火行動。當由幾個軍組成的主力部隊（A梯隊）做好了戰鬥部署，準備去對付意大利或俄國時，一個由3個軍組成的較小的集團軍（巴爾幹小分隊）將被動員去進攻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此外，一個由4個軍（B梯隊）組成的戰略預備部隊，將隨時準備增援A梯隊，使之變成一支強大的進攻力量，如果沒有來自意大利或俄國的危險，就加入巴爾幹小分隊進攻塞爾維亞。
有人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奧匈帝國企圖以二流國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強國的角色”，企圖在各條戰線上都強大起來。這種不顧一切的努力，使帝國出現了到處衰落的嚴重風險。至少，這些努力給帝國的鐵路係統及控製它的官員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要求。不僅如此，這種軍事上的進退維穀證實了維也納大多數觀察家自1870年以來不願接受的事實：一旦大國戰爭爆發，奧匈帝國就需要德國的援助。如果隻是純粹的奧意戰爭（雖然它是最不可能的危急事件，盡管康拉德時常擔心），情況可能還不致如此。但是奧匈帝國卷入塞爾維亞的戰爭，塞爾維亞人因此得到俄國的援助，那麼德國的軍事援助肯定是必需的。因此在1914年以前，康拉德為使柏林保證在這一問題上的許諾而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後，這種軍事計劃的荒誕性又一次反映了很多當代人能觀察到但後來的某些曆史學家又不願承認的事實：如果在巴爾幹和帝國本土內部爆發的民族主義不滿情緒繼續激化，那麼維護約瑟夫皇帝所獨有的但又不合時代潮流的繼承權幾乎是不可能的。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歐洲的均勢注定要被打破。
法國
1914年，法國具有比奧地利遠為有利的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它隻有一個敵人——德國。它可以集中國家的全部力量對付德國。可是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情況並非如此，那時法國在埃及和西非向英國挑戰，並與英國皇家海軍展開軍備競賽。同意大利的糾紛也幾乎達到了大動幹戈的程度。與此同時，它還準備向德國進行報複。甚至當較為謹慎的政治家們把國家從戰爭邊緣上拉回來，然後進入與俄國結盟的早期階段時，法國麵臨的戰略困境仍然很嚴重。它的最可怕的敵人德意誌帝國，現在顯然比以往更強大了。但是，意大利的海軍和在殖民擴張方麵的挑戰（如法國人所見）也是令人不安的。這不僅是由於意大利自身的緣故，而且同意大利進行戰爭幾乎肯定會使它的盟國德國卷進來。對於法國陸軍來說，這意味著它將不得不把大量的師駐守在其東南邊境。對海軍來說，一個老的戰略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它是把艦隊集中在地中海港口還是大西洋的港口，還是冒險將艦隊分成兩支較小的兵力？
所有這些都因1882年英國占領埃及以後，英法關係的迅速惡化而複雜起來。從1884年起，兩國暗地裏進行著逐漸升級的海軍軍備競賽，對英國來說，軍備競賽與以下的前景有關：它有喪失地中海交通線的可能，（偶爾）還擔心法國會越過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國。更持久更具威脅的是英法之間關於殖民地的不斷衝突。在1884年至1885年，英法為爭奪剛果發生爭吵；在整個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兩國為爭奪西非鬧得不可開交；1893年為爭奪泰國，它們幾乎處於戰爭邊緣。最大的危機出現於1898年，當時雙方為爭奪尼羅河流域的控製權進行了長達16年之久的對抗，基切納的軍隊與馬爾尚的小分隊在法紹達的衝突使對抗達到頂點。雖然當時法國人退讓了，但他們仍是精力旺盛、膽大妄為的帝國主義者。廷巴克圖4和東京5的居民無人認為作為強國的法國正在衰落。1871~1900年，法國殖民地領土又增加了350萬平方英裏，它無可爭辯地成為僅次於英國的最大的海外殖民帝國。雖然那些地區的商業不很發達，法國仍在從達喀爾到西貢之間的廣大範圍內建立起了龐大的殖民地軍隊和一些優良的海軍基地。即使在沒有進行殖民化的地區，如地中海東部沿岸以及中國南部，它的影響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