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興衰的秘密
許知遠主筆
“我們都為日常的雜事而分心過多，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對全麵的形勢進行調查，並製定出相應的政策，但是我們又不得不經受一個又一個焦慮的折磨。”這是英國首相麥克唐納對他的幕僚鮑爾溫的感慨，時間大約是1931年末。此刻，中國與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衝突、英鎊危機、第二屆工黨政府的倒台，正奇妙地糾纏在一起。
在中日戰爭結束整整60周年之後，當我們試圖全麵理解這場戰爭的起因與全部過程時，會發現如果你想理解1931年發生在沈陽的危機，也必須同樣考慮1935年在埃塞俄比亞、1938年在蘇台德區的危機。這些看似不相關的地區性衝突，最終釀成了全球性的戰爭，它們反過來又改變了地區的戰勢。
暫時把戰爭中蘊含的民族情感與個人命運放在一邊，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經常被理解成兩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對現行世界體係的挑戰。一直到1941年12月，這種挑戰看來都是成功的，德國讓整個歐洲陷入哀嚎，而日本幾乎橫掃了整個亞洲。自19世紀中葉開始出現的以大英帝國為支柱的世界秩序，徹底坍塌了。
一個勉強的參戰者改變了曆史的行進方式。盡管在20世紀初，美國的經濟力量也是位居世界第一，但它的外交與軍事的影響力卻乏善可陳。1919年《凡爾賽和約》簽訂時，威爾遜總統試圖向世界表明美國式的信念，卻被歐洲老手們輕而易舉地戲弄。
世界霸權的接力棒如何從英國遞交到美國手中？而德國、日本乃至後來蘇聯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麼因素促使了一些國家的興起，又是什麼令曾經的強大與繁榮衰落下去？這些命題令一代又一代政治家與政治學者著迷不已。前者沒有充裕的時間思考，隻能發出類似麥克唐納式的感慨，而後者又太缺乏直接經驗，往往紙上談兵。有過教授與國務卿雙重經驗的亨利·基辛格知道這兩類人的立場多麼不同，多麼難以相互溝通。
當耶魯大學的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對這個命題感興趣時，他的原意是寫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小冊子，隻希望就過去5個世紀裏有關大國不斷變化的實力做出自己的闡述。在他的閱讀範圍內，奧波德·馮·蘭克在1833年發表的一篇題為“諸大國”的文章堪稱這一領域的探路者，這位19世紀普魯士偉大的曆史學者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後國際力量對比的情況。
但是，一個單純的嚐試很快就變成了沒有盡頭的冒險，肯尼迪很快發現幾乎從未有曆史學家涉足這一領域，沒人把軍事史、經濟史、國際關係史這樣混雜在一起，提供一幅翔實的大圖景，而且前後貫穿5個世紀。當《大國的興衰》最終在1988年出版時，它立刻引起了轟動。除去沒人如此全麵地展現大國的曆史外，也因為它正遭遇到美國總統的競選。像所有曆史學家一樣，肯尼迪克製不了預測未來的衝動，他相信，今天的美國正在重複所有大國曾經的錯誤——軍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過多的國家財富，“過度擴張”將不可避免地使它衰落，這速度可能比蘇聯還要快。
曆史最終證明肯尼迪是個多麼糟糕的預言家，因為僅僅一年後柏林牆就倒塌了，兩年後蘇聯就解體了。但這些都沒妨礙他撲麵而來的聲名，他甚至創造了一個小小的產業——專門研究、出版、評論各種類型的興衰的作家、出版家、記者群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本書的弱點日益明顯，按照年青一代的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說法——它是經濟決定論的產物。保羅·肯尼迪分析的基礎是，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範圍內，優勢總是屬於那些有更強的物質創造能力的國家，而技術上的突破與組織形式上的變革是物質創造的基礎。這是一種典型的用單一因素來理解曆史的方式，它容易被人記憶、理解和談論，卻像馬克斯·韋伯所說，根本無助於理解真實的曆史。過分清晰化隻是學者頭腦想象的產物。
其次，到底什麼是技術上與組織上變化的基礎？肯尼迪過分坦率地承認這並非他的研究領域，甚至沒有表現出試圖探索的稍許熱情。這使得他的整本書閱讀起來盡管行雲流水，但讀者卻很少被引誘進入更深的探索。我們知道工業革命發生了，大國間的格局改變了，因為有的國家可以製造更高噸位的軍艦、生產更多的鋼鐵、更有效地組織它的人民，卻對它們為什麼可以做到摸不到一點頭緒。就這一點而言，哈佛大學的大衛·蘭德斯或是馬裏蘭大學的曼庫森，做出的嚐試顯然深入得多，盡管他們的解釋方式未必使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