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
霍爾斯陶穆
在她最早的一些中、長篇小說中，溫塞特精彩地刻畫了科利斯丁尼亞（挪威首都奧斯陸之舊名）年輕婦女的現實處境；書中所呈現的，是個動蕩的世代，很多人在渴望幸福的同時，不惜把自己的前途也孤注一擲，人生的大事決定於唐突之間，其後果自不容樂觀，至少，要克服種種複雜的心理難關，就非易事；很多人患得患失，以致虎頭蛇尾，還有些因而淪為歧路亡羊——幸福的代價到底太高，不是每個人都支付得起的。那個世代的婦女處在極端孤立的狀態中，本身既排斥傳統，也不打算從既有的社會秩序裏尋求依托——傳統與既有的社會秩序對她們而言，無異是一種累贅，一種枷鎖，她們早已對之深惡痛絕，遑論去尋求依托了。她們所熱衷的，是怎樣早點去為自己創造一個新社會、過著新生活。
溫塞特在這些婦女的圈子中生活過相當的時日，所以才能以悲憫的情懷加上豐富的想象力，把她們悲劇性的生活刻畫得淋漓盡致：在她以冷靜深沉的筆觸描寫她們命運變化的時候，也隱含著對她們生活方式和時代的批判。她筆下的人物非但生動突出，場景也令人難忘；一個初習寫作的人，能有這種高超的表達能力，誠屬難能可貴。
她這種表達能力後來也發揮到其餘的作品上麵；放棄現實經驗的題材後，她掉轉頭去從事曆史生活的探索，在這方麵，也許她注定是個先驅人物；由於父親是個優異的史學家，使她從小就浸潤在曆史傳說與民間故事中，這種特殊的環境，決定了她個人才能發揮的方向。
曆史素材確實也能吻合她的天性，在她的書中，過去的人物比現代的人物更為具體、明確和統一，本來是幾百年前的人物，經她的妙筆一點，都活靈活現地從曆史的塵埃裏跑出來，親切地向讀者打招呼，不論群體或個人，也都能盡忠於家庭或社會所賦予的職務。處理這種題材，一般作家是無能為力的。
按照她的看法，中世紀的人比起現代人來，似乎享有更多彩多姿的心靈活動。原來我們那些道貌岸然的老祖宗，除了重視榮譽和信仰，暗地裏對於肉體感官之樂也從未忽視，這種心理學問題說來真是有趣。作者能潛心挖掘我們祖宗們那些遙遠的、幽微的，或湮沒下的生活真相，難怪能引發讀者普遍的興趣與敬佩。
她還注意到怎樣把心靈生活和國家社會的意識結合在一起；對十四世紀的大地主與騎士而言，榮譽代表著一切，代表著他們生死以之的至高理想。宗教生活不是心靈的假期，而是真理的起點，它能貫穿、甚至支配一個人的生命。很多激烈的情節都為了以上兩種因素而引起，對於那些人，作者每於他們存亡攸關的時刻流露出最深切的關心；當然，這方麵也表現得最生動有力。
兩性生活的問題不斷出現在溫塞特的曆史小說中，構成她作品主要的心理旨趣之一，這方麵難免有人會有異議，因為中古時代的文獻資料中，對女性問題、尤其是人們生活中隱匿的一麵是諱莫如深的，史學家對她這種“無稽之談”始則嘩然，繼之以責難，但他們不曾知道，站在考證的立場，固然可以振振有詞地叫人“拿出證據來”；站在作家的立場，憑借一己對人類心靈的直覺、觀照和體悟來下筆，卻也無可厚非——作家至少和史學家應該有相等的權利吧！考古學家應該承認，過去的文獻已經流失不少，現存的資料也未必能完全涵括過去人類生活全部的真相，何況文獻資料往往對某些特定的問題避而不談，而人有原始記憶，作家對“人性不變”的假設絕非全然無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