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時局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共產黨率先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建國方針，表明了極大的和平誠意。1945年8月28日，應國民黨蔣介石三次電報之邀，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飛重慶，與國民黨淡判，簽訂了《雙十協定》。中共作出了重大讓步，並迅速履行諾言，將新四軍主力撤出蘇南、皖南、皖中、浙江等8個解放區。國民黨蔣介石卻依仗美帝國主義支持，積極準備內戰。在澄西地區，國民黨恢複反動統治，對共產黨和留守人員進行瘋狂清剿，澄西的中共黨組織和留守人員在上級黨領導下，與國民黨的獨裁、內戰政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共產黨及其留守人員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革命力量和革命鬥爭不斷發展，有力地配合了全國的解放戰爭。
一、抗戰勝利後澄西地區的形勢
在全國形勢急劇變化的直接影響支配下，澄西地區的形勢隨之急劇變化，澄西抗日遊擊根據地，就要變成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區，一片光明的澄西地區就要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
1．國民黨搶先“劫收”江陰、常州、無錫城
國民黨搶先“劫收”江陰城
1945年8月13日晚，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忠救軍”）京滬路行動總隊兼國民黨江陰縣長的包漢生，召集總隊的軍事頭領以及無錫等地的國民黨縣長在顧山開會，商討搶占縣城的“複員計劃”。次日，包漢生在去長涇的路上被撤退的日軍冷槍擊斃。其秘書方驥齡任江陰代縣長。9月，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派來袁燦任江陰縣長，方驥齡施展各種方法，把袁燦擠走，自任縣長，正式“劫收”江陰城，吳宗淵任國民黨江陰縣黨部書記。
10月8日，由汪偽漢奸周佛海部屬的稅警總隊被國民黨改編稱“鎮波軍”，該軍第四縱隊第一支隊司令王一藩率部搶占江陰城。鎮波軍第十三縱隊分駐長涇、楊舍一帶，其“海軍基地隊”駐黃山要塞，封鎖江麵。
國民黨保四縱隊搶先“劫收”常州城
常州城、武進縣地處江蘇省南部、南京和上海之間的京（寧）滬鐵路中段，戚墅堰機車廠亦在此境域內，是國民黨蔣介石必須控製的戰略要地。
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之日起，國民黨江蘇省保安第四縱隊司令張少華奉國民黨三戰區和江南行署的電令，命其駐武進北鄉的部下朱力予以“保四縱隊”上校參謀長兼“敵後指揮所”主任的頭銜搶先控製常州城，隨即籌建武進縣複員委員會、武進縣戰後臨時指揮部，由國民黨江蘇省第二督察專員許寶光任指揮，朱力子任副指揮。緊接朱力子之後，張少華即率保四縱隊本部2700餘人從安徽寧國返回常武地區，司令部駐常州崇法寺。把他投敵的舊部屬汪偽武進縣保安大隊長徐文玉部、汪偽鎮江縣保安大隊長姚鶴皋部，合編為國民黨武進縣保安大隊，控製常州城。眨眼之間，偽軍變成國軍，姚鶴皋、徐文玉自知名聲太臭，改編後，將大隊長的位置轉讓給自己弟弟姚鶴聞和徐濟昌，自己到上海當了“寓公”。一直躲在宜興張渚山凹裏的國民黨武進縣長李渺世、三青團負責人萬懷青、殷祖烈、縣黨部頭頭單仲範、童家駒、盛景馥、是旭人等則以“抗戰功臣”自居，氣焰十分囂張，進入常州城，成了“劫收”大員，隨後相繼成立了國民黨武進縣黨部、武進縣政府、武進縣三青團團部、警察局、憲兵隊、偵緝隊、軍統室、中統室等黨政軍警特一係列組織機構。
“忠救軍”頭目邵訪泉在橫山橋把汪偽軍一個大隊改編為一個營，偽軍大隊長周德純與汪偽武進縣縣長湯仁傑在中統的庇護下，到外地做“寓公”享福去了。偽軍團長蔣鼎生也在軍統的庇護下到“忠救軍”裏去當官。一批汪偽的密探隊長殷良生、陳生大、郭士良等都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抗戰功臣”，公然表示自己並非漢奸，而是“曲線救國”。日本投降後，常州城內大大小小的漢奸走狗，隻要有錢，買通國民黨的黨政軍警特機構裏的官員，出一紙“地下工作者”證明，十惡不赦的漢奸就可以逍遙法外，仍舊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對此，群眾是敢怒而不敢言，私下紛紛議論：“誰賣國，誰愛國，誰也弄不清！”他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來就是一家人”。
國民黨搶先“劫收”無錫城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公然命令汪偽江蘇省省長任援道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別動軍太湖區“清剿”指揮官、南京先遣軍司令官。任援道立即電令各汪偽縣長“嚴密防護治安，軍警長官不得擅離職守”。汪偽無錫縣長張修明星夜趕回無錫，布置防務。
8月21日，“忠救軍”江南別動隊司令蘇沂山、澄錫虞行動總隊副總隊長王炳珊帶領部隊進入無錫城。8月25日，國民黨無錫縣長範惕生、無錫縣執行委員會書記長蔣光守公開在城區發表《告全縣人民書》，以示行使職權。此後，各種機關部隊蜂湧入城。至11月，競達143個之多，糧餉費用，強令地方供應，金額高達3500萬元，這項巨款最終轉嫁到人民頭上。
接著，來自大後方的各路接收大員到無錫，名為“接收”，實為“劫收”，明搶暗奪，中飽私囊，爭發“勝利財”，引起人民極大憤慨。國民黨不得不拚湊“清查團”，為“劫收”掩飾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