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中得書記》和《劫中得書續記》曾先後刊於開明書店的《文學集林》裏。友人們多有希望得到單行本的。開明書店確曾排印成書，但不知何故，並沒有出版。這次，到了上海，在舊寓的亂書堆裏，見到這部書的紙型，也已經忘記了他們在什麼時候將這副紙型送來的。殆因劫中有所諱，不能印出，遂將此紙型送到我家保存之耳。偶和劉哲民先生談及。他說，何不在現在將它出版呢？遂將這副紙型托他送給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看看可否印行。在我回到北京後不久，他們就來信說，想出版這部書，並將校樣寄來。我仔細地把這個校樣翻讀了幾遍，並校改了少數的“句子”和錯字。像翻開了一本古老的照相簿子，惹起了不少酸辛的和歡愉的回憶。我曾經想刻兩塊圖章，一塊是“狂臚文獻耗中年”，一塊是“不薄今人愛古人”。雖然不曾刻成，實際上，我的確是，對於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愛”的。而在我的中年時代，對於文獻的確是十分熱中於搜羅、保護的。有時，常常做些“舉鼎絕臏”的事。雖力所不及，也奮起為之。究竟存十一於千百，未必全無補也。我不是一個藏書家。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搜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棄我取”之舉。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數人之外，誰還注意到小說、戲曲的書呢？這一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古書，在圖書館裏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訪。至於彈詞、寶卷、大鼓詞和明清版的插圖書之類，則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買便不能從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常舍去大經大史和別處容易借到的書而搜訪於冷攤古肆，以求得一本兩本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常有藏書家們所必取的，我則望望然去而之他。像某年在上海中國書店，見到有一部明代藍印本的《清明集》和一部清代梁廷枏的《小四夢》同時放在桌上，其價相同。《清明集》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有關法律的書，“四庫”存目，外間流傳極少，但我則毅然舍去之，而取了《小四夢》。以《小四夢》是我研究戲劇史所必須的資料，而《清明集》則非我的研究範圍所及也。像這樣舍熊掌而取魚的例子還有不少。常與亡友馬隅卿先生相見，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說、戲曲和彈詞、鼓詞等書的，取書共賞，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頗有“空穀足音”之感。其後，注意這類書者漸多，繼且成為“時尚”，我便很少花時間再去搜集它們了。但也間有所得。坊友們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時購獲若幹。誰都明白：文獻圖書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必須的工具之一。過去，圖書文獻散在私家，奇書異本，每每視為珍秘，不輕示人。訪書之舉，便成為學士大夫們的經常工作。王漁洋常到慈仁寺諸書店，盛伯希、傅沅叔諸君，幾無日不坐在琉璃廠古書肆裏。今非昔比，大大小小的公共圖書館，研究機關、學校、專業部門的圖書館，訪書之勤，不下於從前的學者們。非自己購書不可的艱辛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今天從事於科學研究者們是完全可以依靠各式各樣的圖書館而進行工作的了。訪書之舉，便將從此不再是專家們所應該做的工夫之一了麼？不，我以為不然！我有一個壞癖氣，用圖書館的書，總覺得不大痛快，一來不能圈圈點點，塗塗抹抹，或者折角劃線做記號；二來不能及時使用，“急中風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書由別人借走了，就隻好等待著，還有其他等等原因。寧可自己去買。不知別的人有沒有和我有這個同樣的癖習？我還以為，專家們除了手頭必備的專門、專業的大量的參考書籍之外，如有購書的癖好，卻也是一個很好的癖好。有的人玩郵票，有的人收碎磁片，有的人愛打球，有的人好聽戲，好拉拉小提琴或者胡琴。有的人就不該逛逛書攤麼？夕陽將下，微颸吹衣，訪得久覓方得之書，挾之而歸，是人生一樂也！我知道，有這樣癖好的人很不少。我這部《得書記》的出版，對於有訪書的癖好的人，可能會有些“會心”之處。《得書記》所記的隻是一時的，一地的且是一己的事。天下大矣，即就一時一地而論，所見的書，何止這些。隻能說是，因小見大，可窺一斑而已。在兩篇《得書記》之外，這次又新增入了“附錄”三篇。《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一文，在《得書記》之前寫成，且也在《文學集林》上發表過。因為此文比較長，且非自己所購致的，故便不列入《得書記》裏。其實，我在劫中所見、所得書，實實在在應該以這部《古今雜劇》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書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時而得到了二百多種從未見到過的元明二代的雜劇，這不該說是一種“發現”麼？肯定地，是極重要的一個“發現”。不僅在中國戲劇史的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們說來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國文學寶庫裏，或中國的曆史文獻資料裏，也是一個太大的收獲。這個收獲，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鈔本的發現。對於我，它的發現乃是最大的喜悅。這喜悅克服了一言難盡的種種的艱辛與痛苦，戰勝了壞蛋們的誣陷。苦難是過去了。若幹“患得患失”的不寐的痛苦之夜是過去了。“喜悅”卻永遠存在著。又摩挲了這部書幾遍，還感到無限憤喜交雜！故把這篇跋收入《得書記》裏印出。一九四一年之後，我離開了家，隱姓埋名，避居在上海的“居爾典路”。每天不能不挾皮包入市，以示有工作。到那裏去呢？無非幾家古書肆。買不起很好的書了。但那時對於清朝人的“文集”忽然感到興趣。先以略高於稱斤論擔的價錢得到若幹。以後，逐漸地得到的多了，也更精了，遂寫成一個目錄。那篇“序”和“跋”都是在編好目錄後寫成的，從沒有機會印出。現在，是第一次在這個“附錄”裏和讀者們相見。又在《得書記》裏，有幾則文字是應該改動的。因為用的是舊紙型，不便重寫，故在這裏改正一下：（一）《得書記》第五十三則“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裏，說我所得的那部“殘本”是“元刊本”。這話是錯的。今天看來，恐仍是明嘉靖間蔣暘的翻刻本。向來的古書肆，每將蔣序撕去，冒充作元刊本。（二）《得書記》第八十六則“陳章侯水滸葉子”裏，說起，我所得的那部水滸葉子是黃子立的原刻本。其實，它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鄭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個本子後來也歸了我。曾仔細地對看了幾遍，翻刻本雖有虎賁中郎之似，畢竟光彩大遜。（三）《得書續記》第十則“琅嬛文集”裏，說：張宗子的許多著作，都無較古的刻本。其實不然。近來曾見到清初刻本的《西湖夢尋》，刻得極精。其他書，恐怕也會有較早的本子，隻是沒有見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