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世紀文學的創作和批評，從來沒有像這些年議論得如此激烈，無論是普通讀者還是專業研究者，不滿甚至怨恨的聲音強大而持久。盡管如此，我還是難以屈從這種普遍的看法。因此，對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創作，在不同的場合我基本是在肯定或者是“辯護”，將這本書命名為《新世紀文學的真相》，也正是出於這樣一種立場。事實上，“真相”是不可能被表達的，任何一種“真相”都是形容詞，因此也是一種“結構”或“建構”。當然，對這個紅塵滾滾的時代來說，文學批評已經不那麼重要，更不會在乎一種立場或態度的存在。
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諸多議論，使我想起了美國著名作家約翰·巴斯的一篇文章——《枯竭的文學》。巴斯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67年，距今整整40年的時間了。《枯竭的文學》發表之後，在美國引起了關於批評之死或文學之死的討論。後來，從國內外學者那裏也時常聽到關於文學或批評死亡的噩耗，巴斯當年說的話還經常被當作有力的證據被引用。但是，可能不大有人注意，巴斯所說的“枯竭的文學”是有特別對象的。他是指實證主義或現實主義文學的枯竭——當然，後來的曆史證明事實也遠非如此。巴斯之所以這樣說，與他當時正處在文學新方向的前沿大有關係，他那時正在試圖擺脫“文學”的規約，創造一種更新奇的文學。40年過後的今天，文學的可能性已經遠遠大於巴斯的時代。如果是這樣，對文學的絕望或怨恨，事實上是對新世紀文學的解讀方式有關。
2003年，趙京華先生翻譯出版了日本文學批評家柄穀行人的《日本現代文學起源》一書。在中文版序言中，柄穀行人說：“我寫作此書是在1970年代後期，後來才注意到那個時候日本的‘現代文學’正在走向末路，換句話說，賦予文學以深刻意義的時代就要過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會狀況之下，我大概不會來寫這樣一本書的。如今，已經沒有必要刻意批判這個‘現代文學’了，因為人們幾乎不再對文學抱以特別的關切。這種情況並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國也是一樣吧：文學似乎已經失去了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不過，我們也不必為此而擔憂，我覺得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文學的存在根據將受到質疑，同時文學也會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柄穀行人上麵這段話，我在批評一個作家的時候曾經引用過。我感到震驚的並非來自柄穀對文學命運的基本判斷，而是來自他對文學在中國命運的判斷——在經濟和文學都“欠發達”的國度裏，文學的衰落竟和發達國家相似到了這樣的程度，這究竟是文學無可避免的宿命，還是“全球一體化”的必然結果？我們都知道柄穀所說的“現代文學”和我們所說的“文學”指的是什麼。被賦予“深刻意義”的文學在今天確實不會被人們特別關切了。因此，中國當下文學著作印數的下跌和批評家的無關緊要，就不應看作是個別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問題。同樣道理，即便文學昔日的地位無可挽回，那麼，也誠如柄穀行人所說：文學還會展示它固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