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主義與史傳傳統的終結
在中國百年文學史上，鄉村中國一直是最重要的敘述對象。在現代文學起始時代，鄉村敘事是分裂的：一方麵，窮苦的農民因愚昧、麻木被當做啟蒙的對象，一方麵，平靜的田園又是一個詩意的所在。因此，那個時代對鄉村的想象是矛盾的。鄉村敘事整體性的出現，與中國共產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密切相關。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動員這個階級參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進程，是被後來曆史證明的必由之路。於是，自延安時代起，特別是反映或表達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等的發表，中國鄉村生活的整體性敘事與社會曆史發展進程的緊密縫合，被完整地創造出來。此後，當代文學關於鄉村中國的整體性敘事幾乎都是按照這一模式書寫的。《創業史》、《山鄉巨變》、《三裏灣》、《紅旗譜》、《豔陽天》、《金光大道》、《黃河東流去》等概莫能外。
但是，這個整體性的敘事很快就遇到了問題，不僅柳青的《創業史》難以續寫，而且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以“生活真實”的方式，率先對這個整體性提出了質疑。陳忠實的《白鹿原》對鄉村生活“超穩定結構”的呈現以及對社會變革關係的處理，使他因遠離了整體性而使這部作品具有了某種“疏異性”。在孫惠芬的《上塘書》中，上塘的曆史已演化為一份“村誌”，那客觀性的記錄或有意濾去的曆史建構，從另一個方麵表達了作家麵對曆史的困境。在張煒的《醜行或浪漫》中，曆史僅存於一個女人的身體中。在林白的《婦女閑聊錄》中，王榨村的曆史幾為真空。當然還有許多作品如此。這種變化首先是曆史發展與“合目的性”假想的疏離，或者說，當設定的曆史發展路線出現問題之後，真實的鄉村中國並沒有完全沿著曆史發展的“路線圖”前行，因為在這條“路線”上並沒有找到鄉村中國所需要的東西。這種變化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就出現了難以整合的曆史。整體性的瓦解或碎裂，是當前表現鄉村中國長篇小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鄉村敘事整體性的碎裂，在阿來和賈平凹的創作中大概最為明顯。幾年前，《塵埃落定》的出版，使阿來一夜成名。但此後的若幹年，阿來的存在隻是在對《塵埃落定》的議論裏，對這部作品的議論持續了許多年，甚至至今也沒有成為過去。由於《塵埃落定》的影響，對他晚近出版的《空山》的評論肯定也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是，讀過《塵埃落定》之後，再讀《空山》會覺得這是一部很奇怪的小說：《塵埃落定》是一部英雄傳奇，是叱吒風雲的土司和他們子孫的英雄史詩，他們在壯麗廣袤的古老空間上演了一部雄赳赳的男性故事，也是從前現代走向現代的浪漫曆史。但《空山》幾乎沒有值得講述的故事，拚接和連綴起的生活碎片充斥全篇，在結構上也是由兩個不連貫的篇章組成。它與《塵埃落定》是如此的不同。
《隨風飄散》是《空山》的第一卷。這一卷隻講述了私生子格拉和母親相依為命毫無意義的日常生活，他們屈辱而沒有尊嚴，甚至冤屈地死亡渾然不覺。如果隻讀《隨風飄散》我們會以為這是一部支離破碎很不完整的小說片段，但是，當讀完卷二《天火》之後，那場沒有盡期的大火不僅照亮了自身，同時也照亮了《隨風飄散》中格拉冤屈的靈魂。格拉的悲劇是在日常生活中釀成的，格拉和他母親的尊嚴是被機村普通人給剝奪的，無論成人還是孩子，他們隨意欺辱這僅僅是活著的母子。原始的愚昧在機村彌漫四方，於是，對人性的追問就成為《隨風飄散》揮之不去一以貫之的主題。
《天火》是發生在機村的一場大火。但這場大火更是一種象征和隱喻，它是一場自然的災難，更是一場人為的災難。那漫天大火的背後，有各種表演的嘴臉，在政治文化的支配下，“運動”不是改變了人性，而是催發了人性的惡。自然的“天火”並沒有也不可能給機村毀滅性的打擊，但自然天火後麵的人為“天火”，卻給這個遙遠的村莊帶來了更大的不測。那個被“宣判”為“反革命”的多吉，連撒尿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他為了維護自己做人的尊嚴，不讓尿撒在褲子裏，以免被人恥笑，但他不能，他能夠做到的隻有舍身跳進懸崖。那個多情的姑娘央金，“在這短短的幾天裏，她的世界真是天旋地轉，先是因莫名的愛情而激情難抑，繼而又被拋進深淵，這還不夠，從色嫫措湧出來的湖水差點奪去她的生命，當她從死神手中掙紮回來……已經是救火戰場上湧現的女英雄了”。於是，這個女英雄臉上出現了一種“大家都感到陌生的表情”：她神情莊重，目光堅定，望著遠方。這是那個時代的電影、報紙和宣傳畫上先進人物的標準姿態。多吉和央金的命運是那個時代人物命運的兩極，一念之差，或者在神秘的命運之手的掌控下，既可能上天堂也可能下地獄。這是自然天火造成的嗎？
《空山》的寫作在當下文學的處境中是一個奇跡。這部小說需要慢慢閱讀。它不是消費性的文字，它不那麼令人賞心悅目，但它確實是一篇多年潛心營造的作品，它將一個時代的苦難和荒謬，蘊涵於一對母子的日常生活裏，蘊涵於一場精心設計卻又含而不露的“天火”中。這時我們發現，任何一場運動，一場災難過後，留下的是永駐人心的創傷而不僅僅是自然環境的傷痕。生活中原始的愚昧，一旦遭遇適合生長的環境，就會以百倍的瘋狂、千倍的仇恨揮發出來，那個時候，災難就到來了。《空山》講述的故事就這樣意味深長，機村瑣碎生活的敘述與《塵埃落定》宏大的曆史敘述構成了鮮明的比較。僅僅幾年的時間，曆史主義在阿來這裏已煙消雲散化為烏有。
賈平凹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已經完成的創作無可置疑地成為這個時代重要的文學經驗的一部分。他備受爭議毀譽參半恰恰證實了賈平凹的重要：他是一個值得爭議和批評的作家。在我看來，無論對賈平凹的看法有多麼不同，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賈平凹幾乎所有的長篇創作，都是與現實相關的題材。20多年來，賈平凹用文學作品的方式，密切地關注著他視野所及的生活和世道人心，並以他的方式對這一變化的現代生活、特別是農村生活和人的生存、心理狀態表達著他的猶疑和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在賈平凹的早期作品中，比如《浮躁》、《雞窩窪人家》、《臘月·正月》、《遠山野情》等，雖然也寫了社會變革中的矛盾和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作品總體還是洋溢著不易察覺的曆史樂觀主義。即便是《土門》、《高老莊》這樣的作品，仍能感到他對整合曆史的某種自信和無意識。
但是到了《秦腔》，情況發生了我們意想不到的變化。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有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都有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推動故事或情節的發展。或者說，在賈平凹看來，以往的鄉村生活雖然有變化甚至震蕩，但還可以整合出相對完整的故事，那裏還有能夠完整敘事的曆史存在，曆史的整體性還沒有完全破解。這樣的敘事或理解，潛含了賈平凹對鄉村中國生活變化的樂觀態度甚至對未來的允諾性的期許。但是，到了《秦腔》這裏，小說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裏已經沒有完整的故事，沒有令人震驚的情節，也沒有所謂形象極端個性化的人物。清風街上隻剩下了瑣屑無聊的生活碎片和日複一日的平常日子。再也沒有大悲痛和大歡樂，一切都變得平淡無奇。“秦腔”在這裏是一個象征和隱喻，它是傳統鄉村中國的象征，它證實著鄉村中國曾經的曆史和存在。在小說中，這一古老的民間藝術正在漸漸流失，它片段地出現在小說中，恰好印證了它艱難的殘存。瘋人引生是小說的敘述者，但他在小說中最大的作為就是癡心不改地愛著白雪，不僅因為白雪漂亮，重要的還有白雪會唱秦腔。因此引生對白雪的愛也不是簡單的男女之愛，而是對某種文化或某種文化承傳者的一往情深。對於引生或賈平凹而言，白雪是清風街東方文化最後的女神：她漂亮、賢惠、忍辱負重又善解人意。但白雪的命運卻不能不是宿命性的，她最終還是一個被拋棄的對象，而引生並沒有能力拯救她。這個故事其實就是清風街或傳統的鄉村中國文化的故事：白雪、秦腔以及“仁義禮智”等鄉村中國最後神話即將成為過去，清風街再也不是過去的清風街，世風改變了一切。
《秦腔》並沒有寫什麼悲痛的故事，但讀過之後卻讓人很感傷。這時候，我們不得不對“現代”這個神話產生質疑。事實上我們在按照西方的“現代”在改變或塑造我們的“現代”，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已經衝破了我們傳統的堤壩，民族國家的特性和邊界正在消失。一方麵它打破了許多界限，比如城鄉、工農以及傳統的身份界限；一方麵我們賴以認同的文化身份也越來越模糊。如果說“現代”的就是好的，那我們還是停留在進化論的理論。《秦腔》的感傷正是對傳統文化越來越遙遠的憑吊，它是一曲關於傳統文化的挽歌，也是對“現代”的叩問和疑惑。這樣的思想賈平凹在《土門》、《懷念狼》等作品中也表達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同時也不免躊躇：《秦腔》站在過去的立場，或懷舊的立場麵對今日的生活，它對敦厚、仁義、淳樸等鄉村中國倫理文化的認同，是否也影響或阻礙了他對“現代”生活的理解和認知，對任何一種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麵甚至誇張。《秦腔》的“反現代”的現代性，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值得討論的。因此，麵對“現代”的叩問或困惑，就不止是《秦腔》及作者的問題，對我們而言同時也是如何麵對那個強大的曆史主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