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的次日，適逢袁世凱的生日，他的黨羽趙秉鈞、張錫鑾、倪嗣衝、段芝貴、袁乃寬、王錫彤、楊度等鹹集洹上村，為袁祝壽。正當壽宴進行之際，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舉座皆驚。袁世凱意識到“此亂非洪楊可比”，決心應時而出，待機行事。莫理循說：“我們這些‘知道內情’的人當時就曉得袁世凱即將表示讚成共和。”［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頁。但問題極為複雜，還有曲折。袁世凱心中有底，並不等於要立即表態。當時，倪嗣衝、段芝貴勸袁乘機而起，稱王稱帝，黃袍加身。其親信幕僚張一麟也說乘此“天下大亂，民無所歸”張一麟：《心太平室集》卷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第12頁。之際，登基稱王。袁克定也讚同此舉。袁世凱畢竟老練，眼光要遠大一些，從他以前主動與孫中山、黃興聯係，反清之意，早已流露，參見廖一中：《辛亥前袁世凱向黃興、孫中山輸誠》，《貴州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但問題太大，他反複思忖，認為此招風險太大，時機尚不成熟。他認為：（1）袁氏世受清室恩遇，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為後世所詬病；（2）清廷舊臣尚多，如張人駿（兩江總督）、趙爾巽（東三省總督）、李經羲（雲貴總督）、升允（陝西撫巡）均具有相當勢力；（3）北洋舊部握有軍權者，如薑桂題、馮國璋等，尚未灌輸此種思想；（4）北洋軍力未達到長江以南，即令稱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須用兵；（5）南方民氣發達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據徐世昌後來回憶說，由於上述五方麵的考慮，袁世凱沒有急於稱帝，而傾向“表麵維持清室”，等待形勢發展，再行計較。張國淦：《洪憲遺聞》，《北洋述聞》，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頁。
袁世凱確有勃勃野心，也很有謀略和手腕，憑借雄厚的實力，他對自己的清朝主子忠心不足，異心有加。武昌起義爆發，馮國璋隨同蔭昌南下路過彰德拜見袁世凱，袁吩咐他不必急於進軍，而應“慢慢走，等等看”。
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兼辦剿匪事宜，他並不馬上答應，反而提出六項要求，分別取悅於立憲人物、革命黨、南方舊官僚，更主要的是為自己爭取更大的權力。
清廷於10月27日又任命他為欽差大臣，部分答應了他的條件，但他仍不出來。又經過一番討價還價，10月30日，清廷答應了袁世凱提出的全部條件，袁世凱總算答應出山南下了。出山後，他的“戰略意圖”非常明確，繼續以退為進，既要利用革命政權，也要利用清政府，最後把權勢集中到自己手中，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這就是其心腹助手趙秉鈞後來所透露的：“項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時機。但雖重兵在握，卻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麵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方麵挾南方勢力，以脅製北方。”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1—42頁。
在戰略方針已經決定的情況下，袁世凱開始出山收拾時局。
第一步，袁利用當時清王朝處在四麵楚歌的形勢，首先奪取湖北前線的軍政大權。他迫使清廷接連下了四道上諭：（1）調蔭昌“回京供職”；（2）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軍並長江水師，即此次所派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製調遣”，並保證“此次湖北軍務，軍諮府、陸軍部不為遙製，以一事權”；（3）撥出內帑銀一百萬兩為湖北軍費；（4）第一軍交馮國璋統率，第二軍由段祺瑞接任總統。同時，他以欽差大臣、湖廣總督的名義調兵遣將，發號施令。先奏派王士珍督辦湖北軍務，令他添募新兵125萬名，編為湖北巡防營駐守京漢鐵路沿線，以鞏固北洋軍的後路。繼而奏派倪嗣衝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東一帶招募數營，進占皖北潁州，保證北洋軍側翼的安全。接著，在湖北孝感以北之花園設立司令部，以陸錦為參謀長，段祺瑞等主管司令部的各項工作。這樣，湖北前線的軍權便完全轉移到袁黨的手中。
第二步，穩住直隸，控製北京。袁世凱的意圖不是單純地對付湖北的起義軍，而是要趁機攫權，為此，他采取了下列措施：
（1）密令北京的心腹梁士詒等“著手為政治運動”。他指出“南方軍事，尚易結束，北京政治，頭緒棼如，正賴燕孫居中策劃一切，請與少川預為布置”。隨之，梁士詒、唐紹儀、徐世昌、趙秉鈞、楊士琦、袁克定、楊度等人在北京開始為袁世凱攫取更大的權力，而緊張地進行幕後活動。
（2）派趙秉鈞入京勾通奕劻，調薑桂題所部毅軍進駐北京城內，把守九門要衝。由梁士詒與趙秉鈞合謀，借助毅軍的勢力，由趙代滿人桂春署民政大臣，強製遣散旗籍巡警而以漢人代之，從而控製了北京的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