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聲輕輕蕩漾在黃昏的水麵上，暮色中的工廠在遠處閃著光，列車飛快地奔馳，車窗的燈火輝煌。
山楂樹下兩青年，在把我盼望。
當那嘹亮的汽笛聲剛剛停息，我就沿著小路向樹下走去。
輕風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樹下，吹亂了青年旋工和鍛工的頭發。
……
——節選自蘇聯民歌《山楂樹》
年輕工人在暮色中返家，夢中的女孩在山楂樹下癡心等待……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以工人階級名義立國的國家所表達的關於工人的愛、情感、生活的想象。
在世界上最早的工業化地區、資本主義的心髒地帶，工人已經與資本主義體製抗爭了長達一個多世紀，大規模的工潮已經偃旗息鼓。這個姑且可稱為全球化的時代給我們提出了一連串問號：工人政治消亡了嗎？工人階級何去何從？政治是否還與工人攸關？
在西方發達國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類屬群體的工人，當然沒有消失。隻要社會化大生產還存在一天，工人都不會消亡。但是，作為一種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似乎已經走向沉寂；作為一種利益訴求的罷工，從來就沒有休止過，但是罷工造成的經濟破壞給周遭社會生活帶來不便，使工人失去聲援，失去道義上的感召力，甚至成為眾矢之的。與訴諸階級相比，西方世界的社會與政治運動更願意訴諸一些新的符號來進行包裝炒作。漢斯彼得·克裏西(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ｒｉｅｓｉ）的觀點道出了工人運動所麵臨的挑戰：
隨著西歐國家經濟的服務部門的作用日益增強，傳統的工人階級一般也就在這些國家活躍的勞動力中失去了根基。
這意味著勞工運動的傳統基礎日漸狹窄，進而意味著這種分裂的動員能力至少在其傳統的形式上被削弱。(克裏西等，２００６：３２）克裏西等人的“新社會運動”理論不過是長期以來“產業工人衰落論”的反響而已。那些後工業主義理論家、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紛紛把產業工人階級開除出曆史舞台而後快。彼得·德魯克(Ｐｅｔｅｒ Ｄｒｕｃｋｅｒ）認為“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階級崛起得像藍領工人那樣快，也沒有一個階級衰落得像它那樣快”（轉引自穆迪，２００４）。丹尼爾·貝爾（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宣稱：“作為勞工的勞工問題不再是主要的了，它也不具有使所有其他問題都沿著這個中軸兩極分化的社會和文化影響了。”（貝爾，１９８６：１８４）論及影響力，沒有哪篇論文可以超過馬丁·李普塞（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的《社會階級消亡了嗎？》。身兼美國政治學會和社會學會主席的李普塞，在此文中聲稱階級已經是一個越來越過時的概念，階級分析則越來越顯得不充分(Ｃｌａｒｋ＆Ｌｉｐｓｅｔ，１９９１）。在李普塞等看來，社會衝突日趨多元化，階級分化根本不能涵蓋社會分層的全部，如果說現時代社會發展存在一種趨勢的話，那就是“分層的碎片化”。這種碎片化分層的結果就是挫敗了階級認同的建構。
即便一部分新左派學者對於工人政治也持悲觀論調。安德魯·高茲(Ａｎｄｒｅ Ｇｏｒｚ）提出要“告別工人階級”，認為已經不存在所謂工人的力量了，而隻有“功能性”的工人；工人階級的“勞動文化”和“勞動的人道主義”也將隨之消逝(Ｇｏｒｚ，１９８２）。新左派的旗手恩斯特·拉克勞(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與查特爾·墨菲(Ｃｈａｎｔａｌ Ｍｏｕｆｆｅ）夫婦不無哀怨地宣布：“工人階級”這一共有的標簽成了問題，“盡管發達資本主義之中的工資形式已經普遍化了，工業無產階級在數量和重要性上卻已經下降了。”（拉克勞、墨菲，２００３：９０）這些觀點，都建立在對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加以解讀，重新反思傳統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路的基礎之上。概括起來，主要形成了三條逐步遞進的理論公式：第一，由於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造成了勞動階級成分的變化，“用身體來換工資”的藍領工人不再是一支主要的勞動力量；第二，由於工人工資結構的變化，中產階級的崛起，腦力勞動者取代了體力勞動者，管理和智力報酬取代了體力報酬，建立在體力工人勞動基礎上的“工人階級”概念失效了；第三，由於藍領工人本身的邊緣化，他們的鬥爭不再具有整體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