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忠臣首先是能臣，庸碌之輩即使有狗一樣的忠誠也難以配得上個“忠”字，然而“能則遭嫉”，是太多忠臣的遭遇。
北宋忠臣寇準算得上大宋第一“良相”，在遼國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力主宋真宗禦駕親爭，挫敗了敵國的兵鋒，迫使大遼簽訂了“澶淵之盟”友好條約，維持了宋遼100多年相安無事，為北宋百年的文化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能力不可謂不高，功勞不可謂不大，就連宋真宗從此之後也恭敬有加，每每朝堂議事後，須寇準先退，真宗皇帝“目送之”。
但是這種待遇卻必然招來妒忌，不少同僚恨的要死，嫉妒得要命。“妒則謗生”，不久皇帝身邊的人就放出謠言，說寇準是“幸兵以自取重”，意思是打起仗來寇準好從中抓大權。無論皇帝再英明，隻要出現“君疑臣”的情況，離死也就不遠了。
偏偏皇帝身邊還有一個“多才小人”――王欽若，其人早對寇準恨之入骨，旁征博引勸說皇帝：“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乃城下之盟。陛下以萬乘之尊，與遼朝定城下之盟，實乃大恥！”，而且“才思泉湧”地趁機原創出一個著名的成語，“陛下見過賭徒嗎？輸急眼的時候，就把他所有身家全部押上，這就叫‘孤注’。
澶淵之役，寇準就是拿陛下您當作‘孤注’啊！”，其居心何其險惡。自此之後，真宗皇帝再在朝中見到寇準，總覺他虛頭巴腦，舉手投足之間，總想起這位先生拿自己作“孤注一擲”。從此這位能臣的苦難開始了，首先罷相出知陝州，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不久又貶衡州司馬，寇準就在瘴氣蒸騰，暑氣逼人的謫戍道路上最終成就了自己“忠臣良相”的美名。
作為忠臣，同時還要廉，貪贓納賄之徒即使能力再強也隻能與和紳作同流，中國曆史上的忠臣無一不是廉吏。
於謙25歲出士，61歲死，為官36年，做過巡按，辦案無數，做過地方大員，多次巡撫地方，都是令人企羨的“肥缺”，“美差”，但每次回朝複命卻都是“兩袖清風朝天去”，深深得罪了朝中權臣，不但不能加官進爵，反而遭人構陷，降職關押，以致於身遭大難，被捕抄家時，滿屋子隻不過是些書籍和日常用品，此外沒有丁點兒“餘財”。
而深負廉名的海瑞，為官多年卻家徒四壁，俸祿難以糊口，就自力更生，在衙門裏種菜貼補家用。母親做壽隻能割2斤豬肉作為壽禮。今世後人絕不可能懷疑這些忠臣的操守，而在當世，這些人不掌重權則隻能廉潔自守，身登廟堂，執掌朝樞卻不知要得罪多少貪得無厭之輩，因為他們上阻了權臣的財源，下斷了貪官的生財之道，這樣豈能不遭構陷？身處如此險境豈能安身立命？
另外忠臣無一不是剛直之輩，然而按照官場的潛規則卻是“直臣易貶”，“上患其剛直難任，下患其觸忤時諱”，為社會環境所不容。論及剛直海瑞算得上中國曆史上的天字一號，而且是大揭龍鱗的高手，連名號裏還要帶個剛字――海剛峰。在他那份著名的上嘉靖皇帝奏章中，毫無避諱地稱“天下百姓不是陛下久矣”，而且還毫無顧忌地拿皇帝鍾愛的年號“開玩笑”，所謂“嘉靖嘉靖，家家幹淨”，這樣的大臣如果生在貞觀年間尚能博得個美名，可偏偏落在嘉靖，這個連宮女都想勒死而後快的皇帝手中，落得個罷官下獄的下場實在是僥幸了。
最後，忠臣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道德高尚”，無論寇準、嶽飛、於謙、海瑞還是袁崇煥，都具有很高的道德約束力。這些人一方麵是清廉自守，另一方麵專以國事，毫無狹私，表現出很高的道德水平。然而對自己要求嚴格，總希望別人和自己一樣，或者無形中給別人造成了道德壓力。比如寇準當世人評說：“忘身殉國，秉正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於謙“視勳庸國戚若嬰稚，士類無當其意者”。
這些人作為國家的股肱重臣，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往往顯得剛烈過之，而謀略不足。在中國曆史上，欲成就大事且又能立於不敗之地的人物，既要有忠臣的心懷，還要講究一定的策略，一心為國而不屑於人情事故者大多成為悲劇人物。當代詩人北島的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其實是“忠臣末路”的最好注解。
所以說，一般來說忠臣最後下場都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