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還涉及到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是否存在本質區別。這一問題在公共管理學中進行了長期爭論，被阿裏森比喻為“玻璃杯是一半滿還是一半空”的爭論。管理主義立論的基礎是否認或淡化這種區別，但阿裏森的經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公共事業管理和私營企業管理的不同之處比相同之處同樣的多，並且不同之處比相同之處更為重要。”英國學者格林沃德和威爾遜從公共責任、公平、合法性和多樣性四個方麵論證了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區別。英格拉姆關於效率不是公共組織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公共組織“正是通過不把效率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來立足於社會”的說法表述了同樣的觀點。顯然，如果管理主義的立論基礎站不住腳，管理主義指導下的行政改革就會麵臨挑戰。
泰勒等人則對過分強調公共服務中的競爭提出了質疑。他們指出，公共服務提供機構已經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合作關係，競爭壓力會破壞這種關係。壓力越大，服務提供機構之間破壞性競爭的可能性就越大，其表現如挑肥揀瘦或“挑奶皮”，即挑選那些成本低並易於完成的任務。
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功能，“挑奶皮”會導致公共資源的逆向配置，使那些最需要服務的人得不到服務。
貝倫等人揭示了企業化政府模式內含的價值衝突和價值矛盾：1）企業自主與民主責任之間的價值的衝突；2）公共企業願景（public entrepreneurial vislon）與公民參與價值之間的衝突；3）企業運轉的隱秘性與民主所要求的開放性之間的衝突；4）企業管理要求敢於承擔風險與公共財政處置責任之間的衝突。
市場化和管理主義取向的行政改革用“消費者”（顧客）的概念取代了“公民”概念，期望公共服務中的市場機製會導致“顧客主權”並促進服務水平和質量的提高。然而在許多學者看來，這種新文化並不是進步。波利特等人指出，公民是個人在憲法和相關法律框架下擁有的權利和義務的統一體，顧客則是市場情境中個人需求和需求滿足的統一體。
顧客需求的滿足有賴於產品和服務的供求狀況及個人的支付能力。“公民是社會契約的一部分，顧客是市場契約的一部分。顧客僅僅是公民的一部分。公民位居顧客之上。新公共管理完全顛倒了兩者之間的關係。”彼得斯持有相似的看法，“公民如今隻不過是政府服務的消費者了，公民相對於國家的個人權利和法律地位無形中被降低了”。
也許對市場化和管理主義取向改革的最係統的批評來自考尼格。他指出，現代化概念可以包含許多要素，世俗化、民主化、工業化和對自然規律的掌握。但是，自韋伯的分析以來，人們已經形成共識，“向相對自主的次級係統和行動領域的功能分化，是決定現代性的關鍵”。當代行政改革引發一個問題，“把某些產品從市場中抽出來，確定其為公共產品並使之服從政治——行政決策過程，然後再讓市場競爭規則決定這一過程——這一做法到底有什麼意義？”
國家和市場有各自的運作方式，讓國家在市場化的名義下模仿市場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有違功能分化，因而與現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馳。
2.對改革措施的評價關注重點從改革總方向轉入改革具體措施的時候，人們的爭論更為激烈。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每一項具體改革措施都麵臨挑戰和批評。
市場機製與競爭是當代行政改革的指導原則之一，合同出租或競爭招標製則是這一原則的主要表現形式。合同出租所取得的成就前麵各章有所論及，被譽為成效最為卓著的改革措施之一。但是，合同出租製依然麵臨各種批評。
英國學者斯圖亞特關注的核心是合同出租製對公共責任的負麵影響。在他看來，這種負麵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縮小了公共責任的範圍。公共事務出租合同僅僅明確服務提供方麵的績效，既忽視了對公眾變化著的需求和偏好的反應或響應，又忽視了諸如雇用實踐、環境等方麵應負有的責任。第二，合同出租製限製當選官員對公共服務的監督和與公民的直接接觸，剝奪了他們從中學習的機會，使得他們難以了解公民的需要和願望並做出積極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