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進步的治國思想和唐初幾代君臣的勵精圖治，唐朝迅速從隋朝末期百廢待興的景況中崛起，唐初一百二十餘年的社會經濟達到了中國曆史上最繁榮的境地。史稱“開元天寶年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老百姓的戶口也增加了，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唐王朝所控製的人口達到九百零六萬戶，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口。社會財富迅速地積累起來，史稱“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天寶八年（公元749年）政府倉儲的糧食約達一萬萬石，且物價長期保持穩定。與此同時，唐王朝的手工業和商業也迅速發展，如著名的“唐三彩”工藝。
三、曆史給我們的啟示
秦嬴政采用“唯法而治”的思想進行專製統治，征服了六國，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但是，過於依賴法製而一味嚴刑峻法，秦朝很快就覆滅於農民起義的滔天大火中。鑒於秦的教訓，自漢武帝之後，德主刑輔逐漸成為曆代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並在盛唐以“德本刑用”達到了曆史的頂峰。所以根據曆史經驗，結合我國目前的國情，不難得出以下的觀點：
（一）建立現代化強國必須實行法治
曆史告訴我們，落後就要挨打，而要使中國進一步國富民強，自立於世界發達國家之林，實行法治，走以法治國之路，是最好的對策。
第一，法治是保證國家穩定，長治久安的根本途徑。穩定包括社會穩定、政局穩定、國家穩定，而保持穩定最根本、最靠得住的是法治。因為隻有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製國家，才能做到：保證對重大問題的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國家重大事項的決定依照法律程序進行；保證令行禁止，國家生活高效運作；保證堅決、及時鏟除任何顛覆活動，有力、有效地粉碎陰謀；保證及時而妥善地化解一個個不安定因素，解決人民群眾內部的一個個矛盾和糾紛，以增強凝聚力，加強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現代化建設事業共同奮鬥；保證有一個好的社會治安秩序。
第二，法治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客觀要求。縱觀世界搞市場經濟成功的國家，無一例外地都有健全、完善的市場經濟法律體係作保障。我國正處在由以往高度集中的產品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時期，經濟運行方式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因而過去那種協調經濟係統進行的行政指令性規則、行政手段等也應當相應進行調整。具體來說，就是要向表現為法製形式的規則、手段方麵變革，向適應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要求的法製形式轉變。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活動和利益關係的錯綜複雜，如確認市場主體、保護財產所有權、維護契約合同的自由、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對市場實行宏觀調控、區分公權者與財產所有者的界限、建立社會保障體係、維護市場秩序、排解各種糾紛等等，都迫切地需要完備的法製來引導、規範、約束和保障。
第三，法治是實現現代化社會控製高效率和秩序化的最佳選擇。國家管理的目標是追求國家和社會運行狀態良好，而運行狀態良好的主要標誌有兩點：一是有秩序，二是有活力。而實現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協調和控製，提高社會活力的手段是不斷進行改革與激勵。而實施這些手段都要尋求科學有效的權威。有史以來的權威大致分為三種類型，即傳統型、感召型和法理型，前兩者以“人治”為主要特征，後一種以“法治”為主要特征。經過古今中外許多國家長時間的實踐證明，法理型控製優於傳統型和感召型，因為它具有嚴密性、科學性、穩定性和廣泛適應性。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行不悖且不可偏廢
現代所講的法治與德治，從本質上講都是治國的基本方略和調整人們行為的重要的、基本的規範。法治，是以權威性和強製力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則是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二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隻有將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方能取長補短，更好地發揮治理國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