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恒甫：
2002年，我在武漢大學組建EMBA中心，董老師應我的邀請，欣然同意出任該中心的聯合主任，另一個聯合主任是前不久去世的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短短2年，我們共同見證、親曆了創辦EMBA中心的全部艱辛。這中間的許多曲折故事是無法在短時間裏講完的。我，董老師還有前不久去世的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任EMBA中心聯合主任的拉豐，我們共同努力，從無到有，全部聘請世界一流大學的包括多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著名教授為學員授課，被業界和媒體認為是中國EMBA教育的奇跡。這中間，董老師付出了很多心血。
董老師是2002年8月就任中心聯合主任的。上任後，他就和雅克·拉豐在北京、武漢、長沙、深圳、蘇州等地為之奔走呼號。最令我感動的是2003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點，董老師從美國回到北京，一刻也沒停留，便轉飛蘇州。由於飛機延誤，他到蘇州時已是淩晨3點。
董老師休息了3個小時便匆匆奔赴蘇州大學作學術報告。他的時差還沒有調整過來就一口氣作了兩場報告。我記得他那次報告講的是所有製問題。因為他是著名的“董所有”，他從馬克思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談起，特別是說到書中關於消滅私有製的中文翻譯，他強調那個“消滅”
在德文裏不是消滅，而是揚棄。
我們一起在艱難和快樂中創辦、探索中國的EMBA教育，剛剛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不幸的是兩位EMBA的聯合主任都先後患癌症離開了我們。拉豐是今年（2004年，編者）的5月1日去世的，董老師在拉豐去世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裏也離開了我們。加上我的好朋友、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上個月（6月份，編者）在董老師之前也在國外患癌症去世了。
（楊小凱1948年出生於吉林省敦化市，曾用名楊曦光，乳名小凱，1968年，因寫了一篇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而坐牢10年。曾任澳洲莫納殊大學經濟係講座教授、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主任，論文見於《美國經濟評論》、《發展經濟學雜誌》
等國際一流學報，已出版《經濟學原理》等多部中英文專著，所提出和研究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稱為當今最重要的經濟學研究成果。）四、三星同隕，我在今年夏天深刻地感悟生命的脆弱和無常
記者：幾乎在一個夏天裏，與您相知甚深的三位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楊小凱和董輔先生都先後離開了這個世界。你在這三個人中間，目睹了什麼？見證了什麼？我們相信您一定有太多的人生感悟。
鄒恒甫：是的，他們都離開了我們。這種人生的變故和損失，對中國、對歐洲、乃至對世界的經濟學的影響無疑都是巨大的。一個夏天，三星同隕，這使我在很短的時間裏深刻地感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無常。我與董輔老師、拉豐和楊小凱之間，仿佛隻有小說和電影裏才有的許多故事，卻真實地發生在我的生活中。
在董老師得病之前，拉豐已身患肺癌。拉豐才57歲，他是歐洲經濟學會的主席，被公認為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力的競爭者之一。最初，當我知道拉豐患有癌症的時候，拉豐在精神上正處於全麵崩潰的邊緣。我記得在電話裏他這樣對我說：“恒甫，我再也不能幫助你了，我再也不能幫助武漢大學EMBA了，我再也不能幫助中國了。”這是一種何等絕望的心理啊！
在這種情況下，最先伸出援手的是楊小凱。楊小凱與肺癌鬥爭了將近3年，表現出了超人的勇氣和信心。他認為癌症病人都是被嚇死的。他還舉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係主任謝爾文·羅 鬆為例，謝爾文·羅鬆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後，精神很快就崩潰了，很快就死去了。楊小凱認為，癌症是可以征服的。楊小凱給我發來了無數封電子郵件，還打來了許多電話，他的那些與癌症鬥爭的經驗和故事通過我轉發給拉豐。我成了他們之間的傳聲筒。楊小凱與拉豐並不相識，我把這些郵件和電話裏的故事轉告給拉豐，拉豐得到了巨大的鼓舞。楊小凱非常堅強，那時，我們還真的以為楊小凱的病已經完全好了，其實，楊小凱離自己生命的盡頭已近在咫尺。楊小凱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激情和對人類的無限關懷讓拉豐產生了生活的希望和求生的勇氣。
2004年4月18日，我到洛杉磯去看望拉豐，看見他70磅都沒有了，他原來有190多磅啊。
那個時候，楊小凱已經處於癌症晚期，他已經不會說話了，隻能用手寫字。楊小凱比拉豐晚了一個多月離開這個世界。楊小凱皈依了上帝，55歲的楊小凱帶著期待和欣慰進了他的天堂。我相信他一定是進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