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時代偉人，他所以稱得上“偉人”，因為孫中山的豐功偉績，彪炳青史；孫中山的思想智慧，超越時空。他的偉大之處，難以道完，但概括起來可以這麼說：他首先發出“振興中華”的最強音，領導武裝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製度，在世界的東方創建民主共和國，加速了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步伐；他與時俱進，順應曆史潮流，不斷拓展民主革命之路，為捍衛共和戰鬥不息，臨終還呼喚“和平、奮鬥救中國”；他未雨綢繆，為新中國建設，勾畫精神、物質和社會三層麵的宏偉藍圖，提出防止貧富對立的經濟綱領——“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憧憬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理想社會；他揭示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之後，必須進行文化建設的社會發展規律，創導“兼收眾長，益以新創”的開放文化觀，創立既“因襲”傳統文化，又“擷取”外來文化，並富於創新的理論學說——三民主義；他愈挫愈奮，百折不撓，戰鬥不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2006年，孫中山誕辰140周年紀念大會上，胡錦濤發表講話。他對孫中山有三個定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民族英雄”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這是黨和國家對孫中山的高度評價，這也是從政治層麵上的肯定。孫中山之所以偉大，何止在政治方麵？作為國家領導人，為了突出某一方麵，可以僅僅著重在政治方麵。然而，在學界，對孫中山的全方位研究，則須全麵，在經濟和文化方麵的貢獻，也應予以充分肯定。
就經濟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在經濟改革的實踐中，窺見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對物質建設藍圖，那一筆筆的勾畫，實在令人驚歎：“曆史如此地巧合！”學界不得不對孫中山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所作的探索，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異口同聲地稱他為“中國近代化先驅”。這對孫中山的又一定位，無疑是公允的、再恰當不過的！
孫中山，確實是中國經濟社會建設的前瞻者，他雖無緣實施自己所親手繪製的宏偉藍圖，但他的思考、他的智慧、他的策略、他的措施，已足以為今人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啟迪：“開放主義”政策的實施，海外資金、人才和管理方法的引進，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交通先行，全國蛛網式的鐵路係統、公路係統，運載的便捷，猶如血脈暢順，帶來了經濟社會的健康機體；三峽水利工程，以及全國水利大興，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以北部、中部、南北三大港口帶動，形成渤海經濟區、長三角經濟區和珠三角經濟區，那區域經濟，帶來社會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西北開放與海南建省，加速了邊遠地區的建設步伐……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現代化建設中的一樁樁、一件件，無不折射出孫中山那深邃的思想光芒，彰顯出他那高瞻遠矚的大智慧。稱孫中山為“中國近代化先驅”，他當之無愧！孫中山雖不是經濟學家，實踐卻證明他不愧為“近代化先驅”。
就文化而言，孫中山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文化論爭極其激烈時期。他從民族振興的立場出發，不得不卷入了論爭的熱潮。他以新的文化主張正確回應了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期，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為中華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明代萬曆年以來，西方文化自澳門而進入廣東，由邊遠地區而進入中華帝國的心髒地帶，所向披靡。“西學東漸”，不僅帶來了西方新的科學技術，為古老的中華文化注入了新的養分，同時，西人以西學來“歸化中國人”，以文化“攻心”，使維係了兩千年的“華夏中心論”受到了挑戰。於是，自16世紀以來，數百餘年的文化論爭，曠日持久，眾說紛紜，觀點交錯，思潮迭起。雖各曆史階段爭論的重點不盡相同，各派係的說法莫衷一是，但概而論之，無非是三種主張：一是“全盤西化論”；二是“華夏文化中心論”；三是“新舊調和論”。盡管各持己見，不相妥協，但在交鋒的背後，卻蘊藏著彼此相一致的宗旨：為中華民族的複興而進行新文化路向的探索。
順應時代潮流的孫中山，同樣出於民族振興的強烈願望，以特有的多元思維和大智慧，考察和反思了文化論爭中的種種主張，矯正了前人和同代人的一些偏見。而後，明智地提出：“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寫在1922年9月4日《中國國民黨宣言》中的這一句話，是孫中山一貫的文化理念，也是他在文化論爭之中，脫穎而出，獨樹一旗的文化主張。這種“開放創新”文化觀，既主張繼承和弘揚中國固有的文化，保住中華民族的“根”，也認為要吸取外來的先進文化，為中華文化賦予新的時代內容，且在這二者的基礎上，進行創新。
孫中山本人，首先踐履了這種既要開放，又要創新的文化理念與主張。在革命年代，孫中山所創立的學說——三民主義，便是熔古今中外思想於一爐，而構建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富於時代精神的思想體係。在1923年初完成的《中國革命史》中，孫中山談及三民主義的來源時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