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研究目的
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西方行政改革有獨特的學術研究價值
第一，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西方各國同時掀起一輪行政改革的浪潮。
它幾乎遍布處於現代化較高發展階段的所有西方國家，如地處大西洋西海岸的美國、加拿大；地處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地處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荷蘭、瑞典、意大利、希臘等。這新的一輪行政改革在時間上具有發起的同時性和持久性。這場同時發端的行政改革曠日日久，並且必將持續到21世紀。西方這場行政改革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和傳播性。處於現代化較高階段的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在彼此傳播新的改革經驗，這是問題的一方麵；另一方麵是這種行政改革的潮流迅速向處於現代化中等發展階段的經濟轉型國家（原蘇東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如東南亞各國），以及向處於現代化較低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彌散；兼之在其他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最終形成一股世界化的行政改革潮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行政改革在總體方向上與過去行政改革的方向是相反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西方工業化國家以前的行政改革無不是以擴大行政權力、膨脹政府職能為前提的；現在的行政改革卻是以收縮行政權力、縮小政府職能為前提的。以前的曆次行政改革是不斷地強化，與完善官僚政府組織，以適應以傳統工業技術為基礎的政府管理的需要；現在卻是在千方百計地尋找傳統官僚政府組織的替代形式，尋求更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適應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政府管理的需要。
在傳統的工業社會，資本是財富的標誌，金錢是權力的基礎。在信息社會，知識是財富的源泉，教育是權力的階梯。“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規定世界上權力與財富性質的遊戲規則已經改變。權力不再以諸如某個辦公室或某個組織的權威之類的傳統標準為基礎，財富的含義正在從諸如黃金、貨幣和土地之類有形的東西轉移開去。一個比黃金、貨幣和土地更靈活的無形財富和權力基礎正在形成。
這個新基礎以思想、技術和通訊占優勢為標誌，一句話，以‘信息’為標誌。”西方國家行政改革之所以能夠不約而同地背離了以前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因為傳統政府管理所依賴的社會技術基礎改變了。盡管信息社會在各國的實現程度各有不同，但信息社會對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提出的挑戰卻是西方各國麵臨的共同問題。西方這場行政改革是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變化的一種反映，它肩負著探索適應信息社會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模式的曆史使命。
那麼究竟什麼是適應信息社會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模式呢？對這個問題的正確回答不是來自理論的演繹，而是來自對這場行政改革的研究。
適應信息社會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模式畢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個逐步形成的過程。這個逐步形成的過程是通過行政改革的過程來實現的。通過實證研究這場行政改革的來龍去脈，來展示其改革的起因、實踐取向、理論淵源以及內部矛盾，以便揭示政府管理新模式在形成過程中的若幹端倪與趨勢。西方政府管理與公共管理新的變化趨勢之中就孕育著政府管理新模式的胚胎與雛形。
當然，我們完全承認，信息社會之下的政府管理新模式在各國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會有各自的特殊性即政府與社會關係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被剔除之後，政府管理新模式的共性特征就會水落石出。而了解信息社會下政府管理新模式的共性特征對各國（包括中國）有著實際價值，因為各國（包括中國）遲早要邁人人類社會的信息時代，遲早要麵臨著政府管理新模式的重新探索問題，對其共性特征的了解無疑會增加我國行政發展的自覺性。
第二，對西方行政改革的研究有利於加深對西方民主製內在矛盾及發展趨勢的理解。
西方通過行政改革來探索適應信息社會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模式，但政府管理新舊模式之間存在著衝突與矛盾。
這種衝突與矛盾有若幹體現方式，如，它體現在政府與社會關係的重新調整之中，體現在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重新調整之中，體現在政府內部橫向權力與縱向權力格局的重新調整之中，體現在政治家與官僚關係的摩擦之中，體現在作為政治管理者的政府官員與作為被管理者的公民之間關係的重新調適之中，也體現在同處於管理者的各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之中。
以上諸種關係的重新調整，實際上是西方民主製內在矛盾在新形勢下的體現；以上諸種關係的調整方向，實際上是西方民主製在信息社會下試圖調整的方向。因為，西方民主製無非是處於管理地位的少數（治者）與處於被管理地位的多數（被治者）之間互動關係的一種製度化。西方民主製的重新調整在兩個層麵上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