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年封建專製曆史的國家，其間出過大大小小的皇帝有好幾百個。在這些封建皇帝的眼裏，獲取最高權力的真正目的並不是造福人民，而是可以為所欲為。因此，最高權力不過是最高欲望的滿足。正是在這種貪婪的望指使下，皇帝及其對手們為了追求最高權力，可以不顧父子之情、母子之恩、兄弟之義、朋友之誼而大開殺戒。弑父弑兄、屠殺功臣已成為他們打敗敵手，爬上或坐穩皇帝寶座，獲取最高權力的重要手段。
這些看不見的“戰爭”，正是獲取“皇權”的全部奧秘。“皇權戰爭”的另一種說法就是“帝王術”。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有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曆史學家馬基雅弗利，曾寫過一本書叫《君主論》，這本書曆來被所有想當皇帝的政客們視為“法寶”。《君主論》中說，對於想做或已經做了的君主，“目的總是證明手段正確”。不管你采用什麼手段，“都會被認為是光明的，而且會受到人們的稱頌”。深諳此道的拿破侖就說：“群眾隻為勝利者歡呼，真理是強權者的宣言。”
可見，君主是以奪取權力和保持權力為目的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不擇一切手段。諸如徹底屏棄道德，施展權術，甚至殘暴狡詐、背信棄義，以至玩弄陰謀詭計，種種卑劣手段都無所不用其極。正如馬克思所講，“對於君主，作惡比行善更有利”，拿破侖的密友塔列郎也曾說過：“與人為善便是惡，作惡多端才是善。”
那麼，作為君主，是不是就該做一個一味橫征暴斂的“暴君”呢？
不是的，起碼表麵上不是。雖然每一個“有所作為”的君主，本質上都是暴君，但他們都有兩副麵孔，都知道必須用表麵的“仁慈”來遮掩內心的殘忍。因此，《君主論》中說，一個“聰明”的君主應該運用軟硬兼施的統治方法，即暴力和欺騙、高壓和懷柔、劊子手和牧師相結合的手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說一個君主應該效法獅子和狐狸，“因為獅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不能夠抵禦豺狼，因此一個君主必須是一個狐狸，以便認出那些陷阱，同時又是獅子，以便使豺狼恐懼”。
一個“聰明”的君主，不僅不必具備各種美德，因為美德對於君主來講是極其有害的。但是，君主必須懂得表麵上裝成具備這些美德的樣子，“要做到在人們看來是仁慈的、忠實的、合乎人情的、虔誠的與正直的，甚至，事實上也可以真這樣做，但君一主一定要有這樣一種思想準備，即一旦局勢需要，就毫不遲疑地拋棄一切美德”。
兩千多年前，我國就有一位思想家說出了與他同樣深刻的話來，他就是法家代表人物韓非。韓非的法家思想歸根到底是一種“帝王術”。他指出：君主必須有一套權術，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是身邊的大臣。他說：“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製於人”（《備內》），“萬乘之患，大臣大重”（《孤憤》）。因此，君主必須用各種手段來考察周圍的大臣是否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