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讓知識分子說“真話”，而民眾不想說“真話”，也不願意聽別人說“真話”，則試圖在兩者間進行溝通、敢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在此境地下又如何發揮他們的“社會良心”，如何維係他們的“輿論”地位呢？正如張君勱強調的“社會輿論”必須在民主政治下才能實現，而民主政治不能實現，才是限製輿論存在的根本症結所在。當時中國“不自由”的環境是思想界感同身受的。即使是自覺地站在國民黨立場講話的楊公達也感覺到了無法自由發言的無奈，在《時代公論》的休刊詞中說，“為什麼休刊呢？這當然是：一方麵感覺到言論不自由，他方麵同人等又不願意說些不願說的話；國事既不可談，風月與幽默亦不會談，提起筆來找不著題目，大家隻好閑閑了。”“願意”講的沒人聽，而且不許講，民眾喜歡的“風月”，知識分子卻不屑於談。楊公達的話恰好道出了知識分子所處的尷尬地位。
不過，民眾對於報人和知識分子的不解，似乎也與知識分子宣傳和表達的方式，無法取得民眾的認同與信任有關。輿論界自詡為民眾和政府的中間人，一麵以“公意”的代表而試圖製約政府的行為；一麵又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而要求民眾對於政府的了解與同情。結果是政府並不滿意輿論借口民意而向它施加壓力，轉而以種種辦法限製言論；而民眾則認為輿論是政府的傳聲筒，失去了對於輿論的信心。
知識分子需要的是，把“輿論”作為他們承擔社會責任的獨特領域。這也意味著他們要擁有輿論界的“話語權”。從傳統“士大夫”演變而來的知識分子群體，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士”的一些基本社會功能。“士”在傳統社會中被認為掌握著製約“政統”的“道統”力量，而近代以來知識分子也希望在輿論領域來實現他們對政權的監督與批判。在輿論界，他們往往借助“民意”（公意）來闡發他們對政治理解。但是毋庸置疑，這種輿論的作用極為有限，在西方的議會製度下，輿論起著相當重要的製約作用，甚至還成為一種足以影響政策導向的“第四權力”。然而在1930年代的中國，輿論要想求得生存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與政府和解，並且需要政府給予支持與保護。
1935年7月新出版法公布，輿論界對此最大的意見就是政府對於輿論隻有限製而沒有保護。他們指出，“關於新聞刊登之範圍，規定過於廣泛，幾令今後言論界之紀載批評，可以動輒得咎，統製程度太嚴，轉非國家之利”。他們對“新聞統製”的現實趨勢表示理解，“各國今日除英美法等憲政國外，報紙皆受嚴重統製，如義德，如蘇聯，如日本，皆然。故中國之統製新聞，亦本不足異。”輿論界承認，自由與統製是不可分的，沒有無限製的自由輿論。但是，他們認為政府也應該對國內輿論負保護與扶植的責任，而現實是“隻有統製而無保護。”政府對輿論的統製，缺乏法律的明確規定，這才是輿論界最為反感的。因此，輿論界一再要求政府明確其統製的範圍。他們指出，“中央本有原則，即外交軍事財政之機密，不得紀載，危害國家利益之言論不得刊行”之外，明確禁止隨意取締輿論的行為，希望“各界討論國事之文字，若其本質上非反動宣傳，則雖意見與政府出入，利在許其自由發表。”可見，輿論界所謂的“保護”也不過是要求政府遵循法律的規定，給予輿論界一定的發表國事意見的自由空間。
3思想自由與立國基礎
下麵我們將探討1930年代知識分子關於“自由”的基本看法。
中國曆來處於專製壓迫之下，故而對於自由的理解多偏重於反抗一切壓迫的對象。這些壓迫，包括各種外在的限製（比如來自政府和他人的強製），以及各種內在的限製（比如思想上的“大一統”）。晚清以至“五四”，中國人對於專製君權的抨擊，進而對與君權相聯係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全盤反對，已到愈演愈烈的地步，甚至發展到對於任何束縛和限製都要加以摒棄，無政府主義的一度盛行便是明證。因此，在中國人眼中，“自由”無疑等同於無所束縛。同時，由於近代以來傳統文化的全麵崩潰，儒家思想定於一尊的徹底瓦解，知識分子們對自由的理解則更看重思想的自由和意誌的自由。這兩者之間的糾葛決定了知識分子的自由觀念。
（一）張佛泉：中國人自由過度。30年代思想界對於自由的討論，正如前文所示，是在如下環境中提出的：一方麵國民黨出台種種法規和發表許多宣言，聲明保護國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同時卻借口“國難”進一步加強了輿論和思想的控製。思想界談論自由的興趣越來越濃，張佛泉描述了思想界的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