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發達國家對所有製結構的調整，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2）現代市場經濟的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後，由於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商品化的發展程度不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曆了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自由市場經濟階段和現代市場經濟階段。二者的分界標誌是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其實踐標誌是國家開始全麵幹預經濟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其理論標誌是凱恩斯主義的產生。
從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過渡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自由市場經濟是完全由市場來調節的市場經濟。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在自由市場經濟體製下，商品經濟的運行完全是自由放任的。市場機製或價值規律像一隻無形的手（亞當·斯密稱之為“看不見的手”）調節著社會經濟運行的過程。這種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使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不可避免。經濟危機導致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和對生產力的極大破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就將經濟危機形容為“社會瘟疫”。如果一個社會不能解決經濟危機，那麼這個社會就必然會滅亡。當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客觀上要求在市場機製之上產生一種能夠調節市場活動的社會機製，以克服自由市場機製條件下的混亂狀態，使有限的資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這個任務曆史地落到國家的肩上。國家是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提出了國家幹預經濟的客觀要求。可以說，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全麵幹預始於“羅斯福新政”。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可以說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到頂點。首先爆發危機的美國，工業生產下降了46.3%，倒退了20年。在危機的頂點往往是要爆發革命的。“羅斯福新政”就是經濟運行機製的一場革命。羅斯福在競選演說中，就強調國家幹預經濟的必要性。羅斯福的當選本身就說明了當時社會的需要。1933年3月，美國新當選的總統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說：隻要國家處在危機存亡的關頭，我就要求國會授予我應付危機的那種唯一的最後手段———廣泛的行政權，使我可以向緊急狀態宣戰。為了刺激經濟，美國當時通過國會製定了“緊急銀行法令”“國家產業複興法”“農業調整法”等一係列法案，主要措施有提供貸款挽救工商業、刺激私人投資、提高物價、削減農業生產、舉辦公共工程、給失業者以最低限度的救濟等。羅斯福新政對緩和當時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起過重要的作用。
“羅斯福新政”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但它從一個側麵提供了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線索和手段。當時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指責羅斯福，說他是在搞社會主義。羅斯福認為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隻要能夠使國家擺脫困境，我們可以采取一切適用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等手段普遍加強了對經濟生活的幹預，使自由市場經濟逐步轉變為現代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就是國家能夠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
在發達國家中，雖然市場經濟的模式不盡相同（如美國的競爭型市場經濟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法國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模式、瑞典的社會福利型市場經濟模式等），但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市場調節與國家宏觀調控相結合，目的就在於保障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穩定市場物價，平衡國際收支，隻不過在有些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大一些，在有些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小一些罷了。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製中，國家對經濟幹預和調節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維護市場的功能，限製和反對壟斷，保護公平競爭。二是矯正市場的缺陷，克服市場的自發性和盲目性，對企業和個人的微觀經濟行為予以指導和引導。三是彌補市場的不足，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國防，公共設施，文化教育，環境保護等。四是糾正市場的偏差，如國家通過相關政策來調整社會的分配，防止貧富差別過分懸殊。
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四種。
第一，財政政策。國家通過製定稅收政策和支出政策來調節國家的經濟生活。財政政策分為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收入主要來自稅收和公債。政府支出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用來生產社會產品的支出，它包括國防、公共設施、科技教育和公益事業以及一般行政費用等開支；另一類是轉移支付，如社會保障、失業救濟及利息支出等。
財政政策有助於抵消經濟周期的波動，使國民經濟平衡發展。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發達國家一般交替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收縮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衰退時期，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國家往往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即增加財政支出，減少稅收，以刺激總需求，從而達到刺激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的目的。在經濟過熱時期，國家一般采取收縮性的財政政策，即增加稅收，壓縮支出，縮小社會總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