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第三條道路：實踐詩學的後現代闡釋
譙達摩
拆解“第三條道路”，意味著我們最初提出的問題是怎樣繞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起點。關於詩歌流派或文學思潮自主性的觀念——這起初似乎是個值得驕傲的大話和應該捍衛的價值——現在看來，如同一個被人執意追究其病理的病症。在此，我們想追問的，不是詩歌流派或文學思潮是否有自主性，甚至不是構成流派或思潮的文學作品能否使自己高於直接的社會環境，以及是否能將自己獨立於社會語境，而是在什麼樣的社會中，詩歌流派或文學思潮可達到如此程度的自主性，以及在什麼樣的社會中，文學早期的社會和崇拜功能變得如此陌生以至於使我們（在一種強烈的、海德格爾意義上）忘掉了一個具有社會活力的詩歌流派或文學思潮所能產生的力量和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顯然要求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來超越自己、超越我們自己的局部趣味和文學價值，並且以類似於布萊希特式的陌生化效果來看待這一切，好像它們是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化中的價值和製度。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我認為我們就會突然意識到一個連貫的和有體係的意識形態——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在多大程度上將其概念的局限性強加在我們的美學思維、趣味和判斷上了，並且以其獨特的形式投射了一個完全歪曲的文學史模式。一個人一旦被關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牢籠中，首先他怎麼能夠意識到這點？更不用說怎麼能夠慢慢拆解——或解構——作為詩歌流派或文學思潮的“第三條道路”這樣複雜的東西。
現在我們的目標已經逐步清晰了：“第三條道路”作為“大寫的曆史”正在被文學界、學術界乃至思想界廣泛地認可。“大寫的曆史，與小寫的曆史相反，對於後現代主義來說，是一件目的論的東西。也就是說，它依賴於這樣一種信仰，即認為這個世界有目的地朝著某種預先決定的目標運動，直到現在這個目標還是這個世界內在固有的，它為這一不可抗拒的展開提供了動力。大寫的曆史有它自己的邏輯，為了它自己不可預見的目的同化了我們自己表麵上自由的構想。曆史會在這裏那裏受挫，但是一般說來，它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進步的和決定論的。”
特裏·伊格爾頓：《後現代主義的幻象》，商務印書館2000年10月第1版，第55頁。
是的，由於我們正在經曆一種曆史性的轉變，“第三條道路”無論是作為一種“曆史狀況的後現代主義”，還是作為“鏡子之鏡子的後現代主義”，或者其他的什麼後現代主義，都還遠遠沒有完成。從1999年12月至今，除了我的兩篇文章《第三條道路：一種思想技術》和《第三條道路：中國的後現代主義》，對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人去做深入的思考。通過不斷地追問，我認為“第三條道路”需要建立轉變的理論，從而在根本上擺脫一係列的理論困境。現在我開始拆解“第三條道路”，就是這一思維的產物，也就是說，拆解“第三條道路”意味著建立轉變理論的開始。
2004年1月，我在《第三條道路：一種思想技術》一文中，就將當下中國新詩中的“第三條道路”歸結為“後現代範式”，當時旨在將“第三條道路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區別開來。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屬於典型的“現代範式”。“第三條道路”作為一種“後現代範式”，如果我們認真研究其來源，我們會發現它實際上是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生態學運動的產物。而這一“後現代範式”，目前已被我徹底拆解，拆解的原因：一方麵基於“第三條道路寫作”的自然發展脈絡，另一方麵則基於我對後現代思想的審慎考察。在此補充一句，後現代思想是徹底的生態主義的，它往往為生態學運動所倡導的持久的見識提供了哲學和意識形態方麵的根據。從思想淵源上來看，生態後現代主義與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也可以說它是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因如此，美國著名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生態後現代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查倫·斯普瑞特奈可（Charlene Spretnak）常常稱自己的“生態後現代主義”為“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或“重構的後現代主義”（restructive postmoder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