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學家發現，沒有兩個語音片段是完全一致的。這至少說明語音除了社會因素之外還具備了多變的生理前提。
薩丕爾說：“誰都知道語音是可變的。即使是同一代、同一地、說一模一樣的方言、在同一社會圈子裏活動的兩個人，他們的說話習慣也永遠不會是雷同的。”［2］176更何況時處日新月異變革中的大上海。上海話在15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其聲調從8個合並到5個，聲母從30個合並為28個，韻母從62個合並為32個，連續調從複雜型變成重音化的延伸型。概而言之，語法變得明了，語音變得簡潔。
在語言的諸多要素中，語彙變化的速率是最高的。因為語彙產生於日常的社會生活之中，社會生活的任何變動都會在語彙中有所反映。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曾論及：“從戊戌政變到五四運動，新詞增加得比較快……從詞彙的角度來看，最近五十年來漢語發展的速度超過以前的幾千年。”［7］一個時代的客觀社會生活，決定了那時代的語言內容，也可以說，語言的內容實在足以反映出某一時代社會生活的縮影。可以說，社會的現象，由經濟生活到全部社會意識，都沉澱在豐富多彩的語言裏。
隨著二三十年代上海經濟的飛速發展，大量的新詞融入其中，詞彙的兼用、借貸、雜交等成為一種經常而普通的現象。僅以借貸而論，借貸詞作為一國一地語言裏所羼雜的外來語，它可以表現出兩種文化、兩種語言接觸後所造成的影響，反觀言之，由這種語言的糅合，也可窺察文化的交流、社會的變革。薩丕爾說：“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自給自足的。交際需要使說一種語言的人和說鄰近語言的或文化上占優勢的語言的人發生直接或間接接觸……不論程度怎樣牲質怎樣，一般都足以引起某種語言上的交互影響。”［2］在上海語言的變化中，洋涇浜語是獨具特色的。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建立以後.洋涇浜成為租界和華界的分界線，沿岸也成了上海最繁華的地段，它也是英語和漢語接觸最為頻繁的地方，洋涇浜語由此而生。這是一種上海特有的滬方言與英語的混合語，洋涇浜在英語中被稱為“Pidgin”，它有三種解釋，一種是“不同語種的人們在商業交往中發展起來的混合語言，也有人認為是‘Business’（商業）的訛音”［4］512；一種是單指洋涇浜英語即不純粹的英語：一種是作事務、工作解。具體的事例數不勝數，乃至後來其意義不斷泛化，甚或人們對那些不倫不類的性格和行為以及蹩腳模仿的事物，概以“洋涇浜”一詞以蔽之。總之，洋涇浜語是母語與外來語相互碰撞、交融下的語言變體，它是一種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而不獨中國或上海所特有的語言異化現象，而在上海發育之充沛、影響之持久、聲名之遠播，甚至有人直呼：“上海的曆史應該用洋涇浜英語來寫成。”［8］這說明在我國方言發展史上，上海話的這種急遽變化恰似上海城市快速發展一樣，是絕無僅有的奇跡。
三、從語言的地位來看
學者王得杏在其《社會語言學導論》中指出：“語言學家們的大量研究證明，語言學上沒有任何原因能說明一種語言優越於另一種語言，所有的語言都是所謂同樣的好，都有複雜的網絡，都能滿足說話者的交際的需要，並隨著人們需要進行變化。”［9］但是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交往中，由於各地社會經濟政治、生產力水平、文學、藝術、教育等發展的不平衡，人們就會認為文化發達地區的語言好於文化次發達地區的語言，從而成為人們學習、效仿的對象。這裏麵就有了一個語言地位，更確切地說是語言的社會地位問題。就像語言學專家於根元所形象論及的：語言地位靠經濟撐腰.語言也貼上了貴賤的標簽。世界語言學發展史表明.語言的社會地位隨著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這一現象說明經濟文化決定語言的社會地位。上海話作為經濟發達地區的方言，同樣也享有優越的社會地位。
語言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它是心理的反映，更是一種文化現象。人可以用語言的這一特征表達自己的心理動機，上海人說上海話能顯示出上海話所具有的那些文化觀念，顯示出上海的先進文化。上海話在上海上流社會、新聞媒介、電影戲劇等場景中的使用，本身就反映了上海人的地方文化優越感，甚至使上海方言被抬升到了審美的層麵。在急遽變革的發展過程中，上海方言表現出了本土文化強大的穩定性，沒有任何一種方言能有足夠的影響力可以排擠或替代上海方言。上海話的權威性隨著上海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確立而得到鞏固，並且影響甚至於左右這個移民占80殤的城市中的外籍人及其子女學說上海話，這說明經濟的高速發展催生了上海人的文化心理優勢，進而抬升了它的語言社會地位。比之一百多年前尚屬吳語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邑方言而言，簡直就是語言學上的一出灰姑娘童話，語言發展的魔力於此亦略見一斑。
四、從語言的包容上來看語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聯係的，任何社會現象都不能和別的現象絕緣而獨立存在或發展，各現象間必得彼此關聯、交互影響，才能朝著一定的路徑向前推進，語言是推動力。作為社會生活的產物，當社會變遷時，原有的語言係統就不足以成為人們了解與適應新生活的工具，而必然發生遞嬗與變異。盡管上海自開埠以後，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逐步確立了自己的語言優勢地位，但是如果就此止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無論它過去如何優越，也必得為前進的時代所拋棄。事實上，處於開放型、進取型文化氛圍中的上海人，養成了並存寬容的心理品性和人際關係，上海人的生活和行為方式表現出一種從容平和、兼收並蓄的態度，上海的語言也反映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人格特征和文化心態。在對上海方言影響的過程中，移民語言和普通話造成的衝擊很大。移民語言前已述及，無需贅敘，即便是作為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蘇北方言，也部分融入了上海話［4］518，盡管這種影響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