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軍閥戰爭與上海特別市的發端
任念文
李國林
一、辛亥革命後上海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
鴉片戰爭後，上海成為通商口岸，開始以超常的速度發展，人口在1900年超過100萬，1915年超過200萬，成為中國第一大，遠東第二大城市，相較於中國其他地區，上海作為特殊區域的特征已經顯現。［1］而在行政隸屬關係上，晚清上海隻是淞江府屬的一個縣，清政府設江南提督於淞江。這種行政建製與其經濟地位極不相符。
上海有全國最大的租界，其統治者可以通過租界加強與列強的聯係，獲取政治資本，求得仕途發達。辛亥革命後，各界政府出台了一係列鼓勵發展工商業的政策，上海的工業分布和行業規模均有長足的發展，經濟中心地位進一步確立，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上海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形成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但進入軍閥混戰時期，其發展之路卻是畸形的。
北洋時期，上海除正常貿易之外，尤以鴉片進出口的收入為各係軍閥所垂涎。自上海開埠以來，鴉片始終是進口洋貨中最重要的貨物，據海關報告，至1911年，鴉片輸入還占上海進口物總值的11%。由於各界人士的反對和國際禁煙大會的壓力，公開合法的鴉片進口逐年減少，至1917年3月3日，根據國際協定完全停止，但是非法的私下鴉片交易始終存在，且越做越大。“非法的鴉片貿易早在1916年就同合法的買賣勢均力敵，現在它有了自己的地盤，當然規模就做得更大”。［2］除了進口鴉片之外，國內各地所出產的鴉片煙如紅土、川土、雲土、西土、湘土等也源源不斷運來上海，基本由各地軍閥用軍艦販運，交淞滬護軍使派兵士看守，然後用軍用卡車運到十六鋪與法租界交界處，交給黃金榮、杜月笙等幫會人物轉銷，淞滬護軍使從中獲取巨大的利潤。據當事者回憶，盧永祥、何豐林每年此項收入將近百萬（鍾士澄《齊盧戰爭的幕後活動》，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僅由印度運進上海的鴉片稅收就足夠養三個師（馬葆珩《齊盧之戰紀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
上海還給駐紮上海的各路軍閥帶來巨額商業稅收。單南市、閘北兩市每年的稅收就有100萬元以上。孫傳芳聯軍司令部月開支達201.46萬元。孫仍要求“原來有市政的地方，舊稅要積極整頓。舊稅以外，還要籌辦捐稅。原來沒有市政的地方，要照閘北、南市的辦法，一律納稅”，故在過去經常收入的田賦、貨物稅、雜稅等之外，又增加三種稅：一是淞滬宅地稅，二是貨物增稅，三是土布稅（由半稅增為全稅），［3］又為孫傳芳籌得了大筆款項。此外，還有上海的兵工廠和軍火生產貿易所帶來的收入，這些有利因素勢必導致上海成為那些視軍隊如生命的各方軍閥的財政支柱，為爭奪此地不惜兵戎相見。
二、各路軍閥對上海的爭奪及影響
辛亥革命後，上海的政權機構“府”製取消，設立滬軍都督府，與江蘇都督府並存。袁世凱上台後撤去滬軍都督府，設上海鎮守使和淞江鎮守使，各派軍閥便開始了爭奪上海控製權的鬥爭。1915年，上海和淞江兩個鎮守使署合並，改稱淞滬護軍使，由楊善德任護軍使，盧永祥為淞滬護軍副使，鎮守吳淞。袁死後，北洋軍閥分為直、皖兩派，雙方產生爭鬥。1917年，北洋政府命楊善德任浙江省督軍，盧永祥升任淞滬護軍使。楊、盧都親近皖係，而江蘇為直係馮國璋的勢力範圍，馮以副總統兼江蘇督軍。皖係極力向江蘇滲透，直係決不答應。1917年，馮國璋入京就任大總統，段祺瑞有意讓盧永祥以幫辦身份坐升江蘇督軍。馮堅持以直係的江西督軍李純調任。1919年楊善德病死任上，盧永祥升浙江督軍，淞滬護軍使一職由盧的部下何豐林繼任。直係則在盧永祥升任浙江督軍之後，即以齊燮元任“幫辦江蘇軍務”，不久，齊即升任會辦江蘇軍務，李純死後齊又坐升江蘇督軍。這樣，江蘇為直係所控，浙江為皖係所控，而介於兩者之間的上海，由於護軍使為盧永樣嫡係，因而實際上便為皖係控製。上海的民政長官名義上歸江蘇任命，但事實上作為上海護軍使的何豐林對於上海的一切無不加以幹預，雙方圍繞對上海的控製權展開激烈的鬥爭。
由於江、浙分屬直、皖等不同的軍閥派係，江浙之間的形勢不能不受到皖、直、奉等軍閥之間既相倚又相爭的影響和製約。（見表）雖然直係屢次想用武力奪回上海，卻不敢輕舉妄動。1924年，孫傳芳控製福建，江西迅速投靠直係，形勢發生轉變。1924年8月齊盧之戰爆發，上海因盧的戰敗落入直係手中，而東北奉係也時刻窺視著上海。第二次直奉戰爭直係戰敗，奉係把勢力伸向上海，1924年12月11日，北京政府罷免齊燮元江蘇督軍職，任命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奉係張宗昌於1925年率軍南下，打敗齊燮元，上海被奉係控製。同年10月，孫傳芳再次進軍上海，奉軍退出，一直到北伐軍進駐上海，孫傳芳逃離，北洋軍閥對上海的爭奪才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