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毫不放鬆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全麵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製度，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這兩大曆史性的課題。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關係黨的生死存亡。黨越是長期執政，反腐倡廉的任務越艱巨，越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越要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這是我們黨全麵總結執政經驗，根據當今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黨衰亡的沉痛教訓做出的科學判斷，是向全黨發出的莊嚴號召。
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領導體製和工作製度，是極其重要的體製和製度創新，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從源頭上解決腐敗問題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關鍵環節。
（第一節改革完善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製度對於防治腐敗的現實緊迫性）
一、黨的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麵臨的形勢
腐敗是世界性的重大問題。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腐敗都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公害。如一些拉美國家總統嚴重腐敗案，秘魯的藤森、玻利維亞的桑切斯、哥斯達黎加的卡爾德隆等，相繼落人權力與金錢鑄成的陷阱。在監督製度森嚴的美國，政治任命官員腐敗的問題也是屢見不鮮的，如前白宮辦公廳副主任邁克爾·迪弗通過向白宮施加影響為某些國家謀求利益並從中受賄，被判處違反政府道德罪。在歐洲，法國的若幹政要陷入政治傭金問題的窘境，英國王室的過度奢侈引起人民的不滿，俄羅斯黑社會性質的官僚階層腐敗更是令人瞠目，俄國家緊急情況部高級官員加耶涅夫竟是一個敲詐犯罪集團的首領。澳大利亞總督彼得·霍林沃思的性醜聞，南非婦女聯盟領袖溫妮的詐騙和盜竊，印度前總理拉奧行賄受賄，印度尼西亞國會議長阿克巴爾·丹絨私吞公款，日本的金元政治，韓國數任總統以及高官的群體腐敗，都表現了全球政壇和特權階層腐敗問題的嚴重性。甚至連北歐這樣一向以廉潔著稱的國家如瑞典，也發生了酒業管理局官員群體受賄事件。不僅如此，腐敗還汙染了商界如美國發生的安然公司醜聞，玷汙了體育界如國際奧委會委員鮑勃·哈桑、金雲龍的受賄案，侵入了學術界如美國著名科學家舍恩公然捏造科技數據，貪汙受賄和腐化的風氣四處彌漫。
為了解決腐敗問題，2003年10月31日第58屆聯合國大會審議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這一公約確信，腐敗已經成為一種影響所有社會和經濟的跨國現象，對世界各國的社會穩定和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要求加強國際合作，以有效地預防和打擊腐敗現象。
中國共產黨把始終成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堅持把反對腐敗作為自己的重大政治任務。改革開放以來，針對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嚴重情況，加大了防治腐敗的力度，特別是確立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偉目標之後，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由於我國仍處於社會轉型和體製轉軌時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土壤和條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存在，反腐敗鬥爭的形勢還相當嚴峻。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和信心是不可動搖的。黨的十六大以後，我們把建立教育、製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作為目標，將反腐敗鬥爭進一步推向深入。中國政府於2003年12月9日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上簽字，表明了對世界反腐敗鬥爭的莊嚴責任，中國一定能夠為全球反腐敗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從加強自身建設人手，把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製度，克服工作中的弊端，作為防治腐敗的重要舉措。
研究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製度不完善與反腐敗的關係，要從分析社會和經濟轉型期我國腐敗現象的特點人手。從現階段腐敗的表現形式上看，傳統社會的腐敗形式與現代社會的腐敗形式共存。腐敗現象既有傳統社會的腐敗的某些形式，如利用公共權力直接牟取私利，不需要進行交換；又有現代社會以權謀私的腐敗形式，即權力進入市場尋租，進行權錢交易、權物交易、權色交易，或者叫權力市場化、商品化、貨幣化。從腐敗的發展趨勢看，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體製的不斷完善和經濟的發展，直接的權力腐敗形式逐漸減少，間接的權力腐敗形式逐步增加。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以及對領導幹部的約束製度和待遇製度決定，黨政官員不會成為“大款”，“大款”一般也不會成為黨政官員。某些官員和“大款”為滿足不法需求，就要進行職業、群體、資源之間的交換，引發交換式腐敗。如成克傑、胡長清收受賄賂的渠道就是間接的腐敗形式。它不是直接的以權謀私，而是通過某種中間環節（成克傑的中間環節就是他的情婦李平，胡長清的中間環節就是他的那些所謂大款朋友）。由於轉型期具有不穩定性、變動性，掌握著各種資源的人們之間尋求一種相互認同與支持，權與錢、名與利等相互滲透、聯手，官員傍大款、大款傍官員的行為被一些人奉為信條，使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