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全球市場、全球民主和全球公共性有力地打破了傳統身份認同模式，它以市場規製、經濟契約和社會製度的方式確立了人與人之間、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在國際交往中的基本原則，規定交往主體相應的權利和義務。不管曆史文化、宗教信仰、富貧強弱，交往主體之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意誌都是自由的。對民族國家來說，身份認同的消解意味著社會生活越來越崇尚平等、理性、對個體和公共利益的尊重，意味著政治生活越來越強烈地籲求自由、公正、民主，而這種發展趨勢的直接意義就在於消解國家的“階級暴力”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屬性。
最後，全球化促進了民族國家中的類主體認同因素的增長。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實質上是一種群體主體的認同。在傳統社會裏，由於身份群體的狹隘性和自足性，生活於不同群體中的個人之間的交往活動十分有限，即使有交往，這種交往也隻能從屬於群體。個體的生存和發展依賴本群體的力量，尤其是依賴民族和國家的力量來實現，因而個體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是以屬於某一個民族國家的公民身份來區分不同意義上的個體交往的。如今，全球化的物質和技術條件為群體生活中的個體提供了超出群體的時空界限的可能，人們之間的交往不僅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疆域界限，而且跨越了民族國家認同的界限，在個體間的交往中直接積累和形成類主體認同。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各個單獨的個人“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生產）發生實際聯係，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麵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談到類的交往曆史時，認為期間經曆了相互依賴的自發交往、各民族各地區內的物化的共同交往以及全麵依存的普遍交往這幾個發展階段，而交往形式的這種曆史性變換總是以生產不斷發展和個人自主活動能力不斷增強為前提的。個體認同在這種交往形式的變換中，也逐漸克服了起初的狹窄血緣家族性、之後的片麵的民族性，達到全麵的世界曆史性。這就意味著人的“世界曆史性的存在”及其普遍交往過程必定是一個不斷增進生活於不同群體（民族國家）中的人們對世界、對人類的認同的過程。因此，對於民族國家來說，其成員的類主體認同的增長客觀上構成了成員對民族國家認同的某種危機。
但是，所有這些也僅僅是構成了民族國家認同的一種危機而已，而不能成為否定民族國家認同的依據。因為，一方麵，當下的全球化水平所提供的物質和精神力量無法動搖人的群體生存方式，也無法從根本上消除人們基於民族國家這種群體生存方式而存在的諸多差別、矛盾和衝突，民族國家在現今甚至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仍將是人們的最主要的群體存在方式，仍將是國際交往的重要主體，因而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仍將是今後很一個時期的一種基本認同；另一方麵，民族國家自身也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它可以通過變換角色和功能來容納人們日益生長的類主體認同，在對特殊性、差異和普遍性、同質的張力的關注中來把握和處理民族國家認同與超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類認同之間的關係。這對當下的各民族國家的建構來說，既是一種創造性的實踐問題，又是一個創新性的理論問題。
三 當代中國的民族化建構：
創造性實踐與創新性理論
全球化正推動著各民族國家走向世界曆史的進程，從各個方麵不斷地塑造出全球化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也在這種生存境遇的催迫之下，通過創造性的實踐探索和創新性的理論反思，強化自身的民族化建構，以應對當下充滿差異、矛盾和衝突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各種挑戰。當代中國自覺地將自己的發展與民族化建構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自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來，黨通過艱苦的實踐探索，在中國的民族建構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進一步推進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國家理論的發展。
（一）當代中國民族國家利益建構及其理論成果
國家利益的社會化建構是當代民族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中國民族國家的創建過程始終是與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維護和實現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始終是與國家的主權獨立、廣大勞苦大眾的政治解放和生活富裕以及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聯係在一起的。這種創建原則，中國民主革命曆程已經得到證明，無論哪個階級、哪個政黨，如果脫離了這一原則，就必然被曆史所拋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僅代表了本階級的利益，為謀求無產階級的解放而鬥爭，而且還代表了整個中華民族和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為謀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廣大人民翻身解放和當家作主而奮鬥；在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把武裝鬥爭與土地革命結合起來，把動員人民群眾與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結合起來，把革命隊伍建設與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實際利益結合起來，為中國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社會化建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