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報紙上專家又開始警告大家：手機傳自己的裸照，別忘了把臉給蓋住，否則吃不了兜著走。另有論者則分析說，成功人士們經常自我膨脹。Twitter這樣的新媒體，給他們提供了把自己吹成氣球的機會。但是，當你真自我膨脹成了氣球時，就很難保證不會爆炸。
為了文明要對百度繩之以法
近來中國音像協會唱片工作委員會和一批作家分別發表了《抗議百度公開信》和《三一五中國作家討百度書》等，韓寒也發表了《給李宏彥先生的一封信》，共同聲討百度損害音樂權利人的權益和侵犯作家知識產權的行為。2010年以來，百度一直用“網絡避風港原則”推卸其賠償責任。相比之下，2009年穀歌數字圖書館因未經授權掃描中國作家圖書上網，被迫與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文著協）進行了反複談判，並提出一份和解方案：每本被侵權的著作獲得至少約60美元的賠償，以後還能獲得圖書在線閱讀收入的63%，並正式向中國作家道歉。難怪人們感歎：比起穀歌來，百度要惡一百倍。
無論是穀歌還是百度，都存在著大麵積的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這體現了互聯網對知識產權的全球性的挑戰。不過，兩者之間有一個重要區別：穀歌的侵權，正在有條不紊地按照法律程序被追究，百度則依然逍遙法外。這裏所涉及的，已經不是“與國際接軌”的商業問題，而是文明的興衰。
網絡及數字化媒體對傳統紙媒的衝擊，正在引起一場知識革命。這場革命的力度，可以和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對人類文明的影響相提並論。我們也許還處在這場革命的前鋒，很難理解其深層的意義。不過，從長遠來看，這場革命的成敗，很可能導致文明的興衰。
不久前，《華爾街日報》上曾經發表一篇文章，通過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紙草的對比，警告那些頑固不化的紙媒信奉者。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一度主宰了古代西亞文明。這種用軟泥烤製出來的泥板文字，堅固耐用，非常適合於書寫神諭、法律這些永恒性的文獻。相比之下，埃及的紙草是用植物纖維經過河水浸泡製成，弱不禁風，看起來也很難長久保存。可以想象，用慣了楔形文字的人，對於紙草會不屑一顧。但是，再看看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全集，已經不下於現在著作等身的學者們的文字數量，如果用楔形文字，他們終生也不可能完成其百分之一。就算能把這些著作都變成楔形文字，存放起來恐怕也需要一個城市的空間。羅馬帝國滅亡後，埃及對歐洲的紙草供應中斷，幾乎使古典文明斷了香火，歐洲也進入了“黑暗時期”，成為文盲社會。教會勉強用羊皮來代替紙草作為文字的載體。但是，要在羊皮上書寫一部《聖經》，需要屠宰上千隻小羊，並對其羊皮進行異常複雜的處理，去除了油脂後才能使用。在當時的經濟水平上，這樣的工程足以使一個王國的財政枯竭。所以，離開了日後的造紙術和印刷術，歐洲的崛起純屬天方夜譚。
網絡與數字媒體，帶來了同樣深刻的革命。幾千冊的藏書，至少需要50平方米左右的書房才有可能全部陳列在書架上。同樣規模的信息量，用數字化的手段可以放在一個小抽屜裏。更重要的是，互聯網使我們能夠接觸的信息很快就能超過世界一流的圖書館的藏書。想想看，中世紀的歐洲隻有教會才能擁有《聖經》，是造紙術和印刷術使宗教改革後的《聖經》很快普及到家庭。在20世紀，隻有很少的人能夠享受大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紐約公共圖書館以及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大學圖書館的便利。到本世紀，這些圖書館就擺在你的寫字台上，人類將進入不同的時代。
但是，這種革命並不會給所有的國家和文明帶來“共贏”的前景。看看曆史就知道，發明了造紙術和印刷術的中國乃至中國文明，到了近代即走上衰落之途。從中國“偷來”這些技術的歐洲，反而蓬勃崛起，乃至當今的世界還為西方文明所主導。可見，僅有技術還是不夠的，更關鍵的問題是技術鑲嵌在什麼樣的製度框架中。
美國作者協會（Authors Guild）主席、小說家斯科特·杜羅（ScottTurow），執行主任保羅·艾肯（Paul Aiken）和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莎士比亞的該協會董事會成員詹姆斯·夏皮羅（Ames Shapiro），最近在《紐約時報》聯名發表文章，以莎士比亞為例證展示了著作權對於文化和文明繁榮的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