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製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在武昌起義槍聲響起前的19世紀末甲午年，年輕的孫中山從中國的香山到達太平洋的檀香山，聚集一群海外華僑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他們舉手宣誓“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從而揭開了中國民主革命新的一頁，譜寫了華僑革命曆史的新篇章。
研究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的關係，首先要理清辛亥革命、孫中山和海外華僑之間的辯證關係。
辛亥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孫中山在開展革命事業時是以海外華僑社會作為策源地和根據地，海外華僑無論是在革命組織的建立還是在革命輿論的宣傳上；無論是對革命事業的支持還是在革命武裝鬥爭的參與上，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論述辛亥革命與孫中山不能不論及海外華僑。
海外華僑為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是在孫中山的發動和領導下參與辛亥革命的。起初，海外華僑對革命事業並不理解，觀望者不少，反對者有之。然而，在孫中山和革命同誌的不懈努力下，通過積極宣傳、建立組織、開展鬥爭，海外華僑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越來越理解和支持。海外華僑參加和支持辛亥革命是與孫中山的努力分不開的，因此論述辛亥革命與海外華僑也就不能不論及孫中山。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是從海外華僑社會中起航的。孫中山本身就是一名華僑。當他開始革命事業時，他選擇了遙遠的檀香山華僑社會，在那裏建立了興中會，從此，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就與海外華僑緊密地聯係在一起。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被迫長期流亡國外，確切地說是長期生活在海外華僑社會當中。海外華僑在艱難的環境下給予孫中山非常寶貴的支援。孫中山以海外華僑社會為家，克服了種種困難，堅毅地推進偉大的民主革命事業。孫中山在他漫長的革命生涯中與海外華僑自然地結下了深厚的感情，海外華僑與孫中山革命事業的互動關係主要體現在辛亥革命時期，因此論述孫中山與海外華僑不能不論及辛亥革命。
海外華僑支持和參加辛亥革命，既有曆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第一，從曆史因素來看，華僑出國的原因主要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其中經濟和政治原因是主要的。大多數華僑是為了謀生才背井離鄉、遠涉重洋的。但是，他們到了國外之後不但得不到祖國的保護，反而受到來自祖國的迫害和歧視，一些在國內因為各種原因被迫逃亡海外的華僑則是清政府追捕的對象。在海外華僑社會中，除了政治和經濟上與清朝、與當地政府有著某種關係的華僑以及那些已經當地化了的土生華人之外，大多數海外華僑都對清政府對外的無能及對同胞的蠻橫感到不滿，他們是願意看到改朝換代、革故鼎新、振興中華的。這是海外華僑支持辛亥革命的曆史因素。
第二，從思想因素來看，海外華僑對革命的認識與同時代其他中國人一樣經曆了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他們並不是一開始就能全麵認識和理解革命的實質和偉大意義。一些深受忠君愛國思想熏陶的海外華僑，起初將孫中山的革命言論當作大逆不道加以拒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在海外大力宣揚保皇救國的思想，打擊革命派主張，威脅、清算那些同情革命派的華僑，導致一些原先參加革命組織的華僑轉而參加保皇會。因此，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的早期，形勢是十分嚴峻的。不過，通過現實生活的教訓和革命派與維新派的思想論戰，海外華僑逐步看清了保皇派的真麵目，轉而擁護革命派的主張。
第三，從客觀因素來看，19世紀後期，尤其是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救亡圖存在海外華僑社會中逐步成為主旋律。在此背景下，海外華僑的民族主義思潮不斷高漲，海外華僑支持革命的動力不斷增強。新加坡華僑林受之閱讀鄒容的《革命軍》時，曾被感動到淚濕衣襟。海外華僑希望通過推翻封建主義統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國家，發憤圖強，趕上世界潮流。原來對維新派抱有幻想的華僑認清了形勢，堅定地站在革命派一邊。隻有革命才能救國成為海外華僑的共識，革命的洪流滾滾向前。
第四，從主觀因素來看，與同時代在國內的中國人相比，海外華僑更多更直接地接觸到資本主義的民主共和理念，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提出的革命主張比較容易接受和支持。尤其是華僑社會的中下層群眾，他們在國內飽受封建主義的壓迫，到了海外既要受當地殖民主義的欺淩或者受當地政府的排斥（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排華行為），又要受華僑資本家、頭領的壓榨，因此具有強烈的革命意識。
第五，從現實因素來看，海外華僑深知，隻有祖國強盛起來，才能更好地維護海外華僑的權益，他們才能在海外揚眉吐氣，才能過上不被欺淩、不被侮辱的生活，而祖國要強大就需要革命。
正是以上多種原因形成了合力，海外華僑社會才積極參加與支持反清革命事業，並在辛亥革命期間始終成為革命黨人依靠的重要力量和社會基礎。
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麵的，是曆史潮流發展的必然結果，除了海外華僑之外，還有多種革命力量，海外華僑隻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縱觀辛亥革命時期海外華僑的作用，概括起來有以下四個方麵：
一、革命組織的支柱
在辛亥革命時期，從興中會到同盟會，海外華僑始終是革命組織的重要支柱。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首批20多位成員都是華僑。後來，興中會在華僑的支持下，組織規模不斷擴大，在中國香港、台灣以及越南、南非等地先後建立了興中會。到1905年，興中會能明確身份的會員有286人，其中華僑有219人。可以說，如果沒有華僑的參與和支持就沒有興中會。
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此後，同盟會在中國香港以及南洋、美洲等地陸續建立了分會。在東南亞，同盟會起初以越南為中心，建立了西貢堤岸同盟會、河內同盟會。1908年後，由於法國當局對革命黨人的活動采取敵對政策，越南同盟會的活動被迫采取隱蔽的方式進行，而孫中山等革命領袖則被禁止入境。此後，孫中山將東南亞同盟會的領導中心從越南轉移到新加坡，是年，同盟會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支部。此後，革命黨人以新加坡為中心推動東南亞其他地方同盟會組織的建立，先後派人到馬來亞、緬甸、印度尼西亞推動組織同盟會。1909年，同盟會南洋支部從新加坡移至檳榔嶼。所有東南亞各地的同盟分會概歸南洋支部管轄，所有各分會負責人的姓名、通信地址及其所簽押的會員入會書麵誓詞，都送交南洋支部保管存案，以便加強聯係與合作。至武昌起義爆發後不久，新馬的同盟會會員人數達3萬人左右，緬甸的同盟會會員有2343人。
北美地區一度因維新派的影響使得革命派的活動相對處於弱勢，但到1909年，情況開始發生較大的變化。一方麵是因為維新派的光環逐步退色，海外華僑對維新派的真麵目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麵是革命黨人經過不懈努力，逐步爭取到華僑的認同。是年，孫中山再次赴北美推動美洲同盟會的組織建設，這次受到了華僑的熱烈歡迎。孫中山先是在紐約促成美東同盟會的成立，後又前往芝加哥建立美中同盟會。1910年，孫中山到達三藩市，這時候的革命形勢與以前大不相同。在他指導下，正式成立了美洲三藩市同盟會總會，以領導北美地區的同盟會。後來，在孫中山勸說下，三藩市同盟會會員集體加入致公堂，從此“美洲的革命黨人終於打開了局麵”。
在同盟會時期，由於東南亞殖民地政府對革命活動的限製，東南亞華僑以及中南美洲地區的華僑多采用書報社的形式作為革命組織的形式和開展革命活動的場所。新加坡有同德書報社等4個書報社，馬來亞的書報社多達61個，數量最多。印尼華僑組織的書報社有52個，居其次。緬甸也有覺民書報社等18個書報社，越南有8個。武昌起義爆發後，許多書報社轉為正式的同盟會組織。
同盟會是由若幹個革命組織聯合組成的，與興中會一開始就是以華僑社會為基礎有明顯的不同。但是，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在海外成立的同盟會組織依然是以華僑社會為基礎，以吸收華僑為主。換句話說，同盟會在海外的組織依然依賴華僑的支持和參與，如果沒有華僑的參與，海外同盟會組織就難以組織起來，更無法開展革命活動。從南洋和美洲等地同盟會的建立過程不難看出，加入同盟會的差不多都是華僑。因此，同盟會時期海外華僑依然是革命組織的重要支柱。
二、革命宣傳的先鋒
輿論是革命的先導。由於清朝的壓製和控製，革命派在國內的宣傳活動主要是通過散發革命書籍等形式來宣傳革命思想的。至於像創辦報刊、閱書報社及演出街頭劇等形式則難以在國內開展。革命黨人開展輿論宣傳主要是以國外為基地，以華僑和留學生為主力軍。在清末，中國海外留學生主要集中在日本，在日中國留學生確實在政治上顯得非常活躍。但從整個海外宣傳來看，海外華僑才是革命宣傳的先鋒和台柱。海外華僑在革命宣傳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創辦報刊、印刷書籍、開設閱書報社、組織集會演講及街頭演出等方麵，在這些方麵，海外華僑既是創辦者又是支持者和最主要的受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