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中國事務所負責對華ODA中的技術合作與無償援助。據JICA提供的資料，ODA對華無償資金援助，2006年為19.87億日元，累計1355.33億日元。而在技術援助的方麵，同樣據JICA的資料，2006年為43.24億日元，累計1600.87億日元。
ODA的技術援助項目，幫助了1.4萬多名中國進修人員赴日學習，也使4000多名日本專家來到中國，後者的足跡基本上遍布了中國所有的省會城市。另外，還有大量的日本青年海外協力隊員在中國傳授醫療衛生、語言、農業技術等方麵的知識。
技術合作和無償援助各占ODA的10%，另外80%屬於低息長期貸款，這部分由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負責。如前所述，除了首都機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北京地鐵外，十三陵抽水水電站、上海寶山鋼鐵廠、武漢天河機場、西安鹹陽機場、重慶輕軌等，也都有日元貸款的參與。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接受日本ODA以來，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日元貸款是中國獲得海外官方資金合作的主渠道。ODA貸款條件相當優厚：利率低，還款期長。可以說，在加強和完善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緩解中國因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基礎設施瓶頸方麵，日本對華ODA的推動作用功不可沒。在ODA剛導人中國時，基礎設施建設時間長、資金回收慢，普通商業貸款並不願意投入。
據報道，20世紀80年代的大多數年份，中國基建費用的40%來自日本ODA援助；1991年，海部俊樹在西方首腦中率先訪華；在歐美仍延續製裁的情況下，日本恢複對華援助；本世紀伊始，中日關係陷入低潮，而日本國內經濟狀況嚴峻，國債屢創新高，仍然堅持對華援助。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馮昭奎對ODA在鐵路建設上發揮的作用做了一個統計：中國總長1.3萬公裏的電氣化鐵路中，利用日元貸款的占34.5%，在470個港口大型泊位中，利用日元貸款的占了12.2%。
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古森義久於2002年7月在日本《呼聲》月刊上發表文章，題為《全麵廢除對中ODA，總額3萬億日元以上“血稅”投入的結局是浪費》。古森故意無視ODA“有償資金援助”、“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的區別，讓讀者產生自1979年以來近3萬億日元都是無償提供給中國政府的錯覺。
在偷換概念的基礎上，他還利用日本以“知恩圖報”為美德的習慣心理，指責中國國民“不知”此事，“不感謝”日本，“反日感情反而上升”了，認為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是“沒有用”的。
在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也在社論裏多次談到ODA，認為應該立即停止對中國的貸款。該報和其他媒體曾多次報道中國“擴大軍備”、中國人對日本ODA“知恩不報”，批評中國存接受ODA的同時向其他國家實施援助。這些報道讓善意的ODA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有的日本人認為，換句話說，這等於日本政府向國民借債，用來援助當時反日浪潮洶湧澎湃的中國。
不是中國人不懂得感恩。溫家寶在日本國會就動情地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與幫助。對此，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我國還從日本邀請了3萬多名經濟、技術、文教專家。許多日本專家年逾花甲，希望晚年生活有意義和中日友好，他們不為回報，無私奉獻，兢兢業業，足跡遍布中國各地。有的帶病堅持工作，甚至亡故在中國。可歌可泣的事跡很多。
石本正一來華達100多次，把塑料薄膜應用技術傳到中國，還無償投入1000萬元以上。技術累計推廣6億畝，淨增產值900億元以上。他還在日本熱情接待中國學習人員。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京地區的西瓜種植主要是以傳統常規品種為主，新品種因嚴重混雜而退化、消失。森田欣一為改進中國的西瓜品種，無償提供了很多西瓜種植技術資料，終於培育出優質西瓜“京欣一號”，實現了我國西瓜史上的一次飛躍。在北京地區西瓜評比會上，評委按形體、甜度、肉質等多項技術指標打分。京欣一號糖度值達14度，遠遠超過其它品種。
1990年以來，“京欣一號”一直占據北京西瓜生產麵積的85%以上。西瓜產量提高了45%。每年創造經濟產值數億元人民幣，又派生出西瓜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