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誘惑與深層的父母之愛和終逝的湧動，這之間的緊張當卷入敘述者與非世俗外婆的關係時，就首先成了三、四卷中的兩幅畫麵。第一，外婆的病發展到閉門不出，不能再享受戶外空氣的地步。不過她遵從了錯誤的醫囑，的確隨敘述者來到了香榭麗舍的一個公園。他們剛到，她的尿毒症就第一次發作。普魯斯特母親也是患相同的病而去世的。為鎮靜自我，她進了一個公共洗手間。服侍的人是敘述者的老熟人，弗蘭索瓦絲（Fran？oise）相信她過去曾是一個侯爵夫人［《在少女花影下》（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88頁］；事實上這個推測正巧妙地符合這個女人讚揚她受保護者時的佯裝。離開洗手間時，外婆幾乎不能說話，但是聽到是誰服侍她時，她一針見血地說：“還能有比這古爾芒提斯（Guermantes），或凡爾丟林斯（Verdurins）及他們的小群族更典型的嗎？”［《索多姆和戈摩爾》（Sodom and Gomorrah），423頁］。通過模仿這些排外的沙龍，這洗手間的侯爵夫人比曾銬鐐上流或半上流社會的托爾斯泰更殘酷地抨擊了世儈，也可以想象一下弗斯羅夫斯基丟人地乘幹草馬車的一幕。對做作的世故法式譏諷出自有教養的自己人時顯然效果最深。然而普魯斯特強調的是缺乏同類感情、虛偽和截然惡性的勢利，托爾斯泰的選擇則著重於弗斯羅夫斯基十足的守舊和有閑階級的粗魯，加之浮現於蕩漾在法森卡（Vasenka）空洞的“迷人的格雷琴”上空的性侵。
敘述者自己也很粗魯，他對在洗手間久不出來的外婆失去了耐心，但當他意識到她發病的嚴重性後便立即行動。他和一位家庭認識的醫生見了麵，很快便得到了適當的援助。事情進展中醫生的遲疑又讓他見識了勢利的重要。雖然此人敏感認真得合適，他卻也顯示了世俗的興趣，甚至為將要參加的下一個社交場合的穿著小事擔心［《古爾芒提斯之路》（Le C？té de Guermantes），430—432頁］。
第二個情節。上述的“心的間歇”探討了敘述者自身更強的此類搖擺。回到巴爾貝克，他又住回原來的房間。一進屋他便痛心但栩栩如生地回憶起外婆敲牆與他通話的情景。他以一種與通常緩慢展開句子的方式相衝突的短語說：“我全部存在的劇變”（《索多姆和戈摩爾》，210頁）和表現死後顯靈的敲叩門招魂術不同［在第一卷中，當斯萬（Swann）聽到文特爾（Vinteuil）奏鳴曲進入心靈最深感情時，有人愚蠢地說，她“什麼敲叩也沒聽見？？自桌子轉了以後”［《在斯萬家那邊》（Du c？té de chez Swann），501頁］。這肅靜的一刻使敘述者被死一般的空虛所攝。這截然不同於普魯斯特式的全部回憶，不是—像有名的糕點（madeleine）小插曲—追憶幸福時光卻是首次意識到的損失。當他因對外婆的死突發思念而低沉時，敘述者推遲了一次他踴躍參加的社交活動，從而為推遲的悼念受磨難。至少他暫時超越了狹隘的世俗。
他更成熟時回顧那時的悲哀，他認識到他的缺乏感情是“精神的荒蕪”（《索多姆和戈摩爾》，210頁），“是一個無感恩之情，自私，冷酷的年輕人”的錯誤（《索多姆和戈摩爾》，211頁）。此處普魯斯特對敘述者的裁決比托爾斯泰對隻出現在插曲中的弗斯羅夫斯基更嚴酷，他的自私是愚蠢和幼稚的（雖然可能腐敗和放浪），但事實上並不殘酷。不幸的是，“心的間歇”的結束是敘述者排除了悲哀，與艾爾貝提重修舊情的命運性決定，這導致了一場比追逐塵世更分心的戀情。即便如此，這次痛心的間斷發現卻昭示了外婆身上體現的感人事實，這些事實將留給他做永恒禮品。
7
歌德和普魯斯特為弗斯羅夫斯基插曲分別提供了相輔相成的視角。他們都更清晰地集中於它對西方的反響，並把《安娜·卡列尼娜》與他們自己的風俗小說相連。托爾斯泰人物魯莽地提及格雷琴，突現了小說對淺薄都市性格辛辣的譏諷。這種都市性並不認真努力地去理解使人完滿的世界。掠過這些與《有擇的親和》相連的瑕疵，我們會發現奧提麗非世俗的神秘。作為與列文同類的女性，她在她周圍過於世故的環境中出現得像一個成功的代角，隻是她無回旋周轉的餘地。她不能從愛德華和夏洛蒂的莊園驅逐任何人。當她以反對自我（餓死）的方式來抨擊世界時，她或許向一種病態傾向做了讓步。然而這交織的鏈環也強調了托爾斯泰對歌德高度悲劇傾向的敏感，這潛流為弗斯羅夫斯基所忽略，歌德本身對此也持有一定距離。
《追憶似水年華》強化了渥倫斯基的王爵騎馬環球旅行的教訓：托爾斯泰抨擊的不是法國的世俗本身，而是俄國多種合成的變體，隻要對巴爾泰斯點一下頭，就可以被稱作“俄－法性”。【因此巴爾泰斯（Barthes）在《神話學》（Mythologies）中建議用“sininess”，121頁或“Basquity”，124—125頁，表示中國或巴斯克（Basque）文化的二手概念。】普魯斯特為法國人所作的肖像，出自看破紅塵的本地人像，更微妙更透徹。他的敘述者從家庭之情和喪親心痛到世俗雄心（之後成了著迷的戀愛）的“間歇”，比弗斯羅夫斯基插曲更深刻地探索了入世的迷人和失敗。即使我們折回《安娜》全書中所有相關的衝突來看，普魯斯特的敘述者或作為他自我替身的查爾斯·斯萬以不斷浪費的能量向上層社會的努力都比渥倫斯基、特別是安娜對被社會接受的倚賴要強得多。托爾斯泰的人物從來看不見這種根深蒂固的依附心態怎樣主導了他們的生活，甚至到了身心被困和痛苦的地步。要得出這樣的結論，讓我們別忘了弗斯羅夫斯基在《安娜》書中的插曲，在生動的生死畫麵中，無論是在成型還是打碎的附著關係中。這些場景以其強力和率直，在普魯斯特更詳盡的小說裏以同樣方式裁決了表達存在的非世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