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1 / 3)

“文學概論”一類的書,新時期以來全國各高校編寫過三百多種。通過反複地編寫,積累了經驗,也產生了問題。問題之一,就是許多教材按照文學理論專題,把西方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的資源融合在一起,建構成一種專題性的理論形態。但是,把西方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融合在一起不是沒有“風險”的,原因是西方文論是西方曆史文化的產物,中國古代文論則是中華古代曆史文化的產物,它們所提的問題可能有相同之處,但其對問題的回答則有很大不同,換言之,它們是“異質”的理論形態,可以進行比較,而要完全融合到一起,則可能是勉為其難的。要言之,硬要把中西文學理論融合到一起,其牽強、拚湊的問題就暴露無遺。

本書的編寫,改變了以前的中西融合的做法,按照我們所建構的五個專題,將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分開來敘述,中是中,西是西,不牽強,不拚湊,也有比較,但十分扼要。我們這個新的編寫思路,其好處是:第一,忠實於學術本身,對於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不同的問題意識,對於問題基於文化曆史根本差異而產生的不同回答,都力求原原本本展現在讀者麵前,從而不失中西文論不同的麵貌;第二,充分展現中西文論的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既凸顯中國古代文論的特色,了解中國古人對文學問題的獨特思考,也顯示西方文論的風貌,了解西方文學理論的發展輪廓;第三,解決長期以來文學理論教材編寫中中西“一鍋燴”的弊端,提供真實的而非似是而非的知識。

文學理論作為文化中觀念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文化的產物。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直接導致中西文學理論的差異。因此,我們如果要把中西文學理論差異解釋清楚,就必須首先把中西文化作一簡要的比較,從這種比較中,我們才能理解中西文學理論差異的根本原因。

一、中國與西方“文化生態”差異

如何來說明中西文化的差異呢?按照以前的做法,或者從地理環境的不同進行解釋,或者從智力精神的不同進行解釋,結果走了兩個極端,前者是“地理環境決定論”,後者是“智力決定論”。“地理決定論”中外古今都有,但其代表人物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德斯鳩(1689—1755)。孟德斯鳩認為文化差異的根源在地理氣候中。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在北方的國家,人們的體格健康魁梧,但顯得遲鈍,這裏的人可以從一切能夠振作精神的活動中找到樂趣,例如打獵、旅遊、打仗和飲酒。你會在北方的氣候條件下發現那裏人民很少有什麼邪惡而是有道德、待人誠懇坦率。當你走近南方國家的時候,你會感覺到自己遠離了道德的界限,在那裏,強烈的情欲引起了各種犯罪,每個人都企圖占別人的一切便宜來滿足自己的情欲。”把道德的高下完全歸到地理氣候環境的條件下,是很難令人接受的。孟德斯鳩又進一步說:“氣候有時可能極度炎熱,使身體安全喪失能力。這種軟弱無力的狀況會影響到人的精神:喪失好奇心和進取精神,缺乏感情,一切嗜好都變得消極被動,懶惰在那裏成了幸福。這種對心靈的創傷比多數的懲罰還要難以忍受。奴役的壓力可以承受,但是精神動力不可沒有,因為這種動力是人類的行為所不可缺少的。”這種把氣候環境作為標準來劃分先進文化與落後文化的做法,顯然是片麵的,站不住的。誠然,地理氣候等自然因素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形成是有巨大影響的,這一點我們是不應忽視的,但無限誇大地理氣候等自然因素對民族文化形成的作用,完全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是不可取的。與“地理決定論”相反的一種理論是“智力決定論”,即認為決定各民族不同文化特征的是各民族的智力的發展與精神的狀況。問題是這民族的智力和精神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呢?這就無法回答,可見這一理論是唯心的,也是不可信的。

目前比較有說服力量的是“文化生態”論。“生態學”在希臘文源於Oikos一詞,這詞原意是“居住”的意思。動物與人類作為生命體之所以能得以延續在於環境所進行的新陳代謝,環境影響生物,生物也影響環境。生物與環境相互作用、相互生成。在這種思想的支持下,到了近代,生態學終於形成,20世紀文化生態學也終於形成。文化生態學在說明人類不同文化形成的時候,既摒棄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也摒棄了“智力決定論”。文化生態所理解的人是具有生物性與社會性的人,所理解的環境,既有自然環境,也有人造環境,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其特征就是在文化環境的自然性與人造性的互動作用中形成的。也可以說,環境創造了人,人也創造了環境,文化就是在這相互創造中形成的。

人類的文化生態環境大體可分成三個層麵:自然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環境和社會製度環境。自然生態環境既指原始的自然環境,又指被人改造過的自然環境。例如中國古人所說的“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這裏的“楚”、“越”和“夏”,既是說此三地的自然風貌狀況,又是說經過楚人、越人、夏人改造過的自然環境,大體上是一個“人化的自然”。社會經濟環境是指人類改造自然獲取生活資料的種種條件,如生產工具和技巧、生產關係、生產方式等。人類必須首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別的活動,其中也包括創造文化。所以離開社會經濟環境,人類也就無法生存下去,怎麼談得上創造文化呢?社會製度環境指各種社會組織、製度、法律、倫理、道德等,這些既是文化(廣義的)的一部分,同時又為其文化提供協調、保證、活動的條件。如古人雲:“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製》)就是說,人能結成社會性群體,其中有規章製度,有組織協調等,所以能比動物優勝,保證文化的運轉。應該說,各民族文化及其形成的根源,就在人類的文化生態環境三個層麵上。

中西文化的比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在於中國文化自身有所謂“華夷之辨”,即中國疆土遼闊,早在春秋時期,就有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的說法,既有中原諸族的華夏農業文明,又有“夷狄”(周圍諸族)的遊牧文明。但從長遠來看,中國的文化以黃河、長江為中心,這裏廣袤地區的農耕文明影響了周邊的遊牧文明。所以孟子早就說過:“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這也是一個事實。所以下文所講的中華文明主要指黃河、長江為中心的農耕文明。西方文明也很複雜。一般認為西方文明最早起源於西亞的兩河流域一帶,形成希伯來文明;向南擴展到尼羅河流域,形成古埃及文明;向西擴展到愛琴海一帶,形成古希臘文明;向東擴展到恒河和印度河流域,形成古印度文明和古波斯文明:這些文明都有很大不同。這裏我們重點選取古希臘文明這一類型進行比較,因為正是這一類型的文明最早進入工業文明時期,形成了與中華文明的對照。其次,文化是發展的,不是固定不變的。但中西文化的比較不得不選取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來比較。如當西方文明進入工業文明時期時,中華文明還處於農業文明時期。再次,比較中必然要略去許多細節,就總體特征而言,所以任何比較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必然會有所遺漏、有所矛盾。

那麼,中西文化是在怎樣的文化生態環境中形成的呢?

下麵是馮天瑜等人著的《中華文化史》所列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形成的不同文化生態的兩張圖。

我們認為這兩張圖大體上勾勒出中西文化形成的不同的文化生態環境。就中華文化而言,我們古代的社會地理環境是大河大陸型,黃河、長江成為從西到東橫貫整個中國的母親河,兩河形成的平原,是肥沃的遼闊的土地,適合於耕作,眾多人口集中於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為古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上農”一直是我們的傳統。中國古代思想中有“本”與“末”之別,“本”就是農業,“末”就是商業。其理由是,必須先有生產然後才會有交換,如果不是農民生產出物品來,商人拿什麼去交換呢?古代社會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士”是擁有土地的地主,他們的生活與土地密切相關,“農”是農民,是農業生產的主人。所以“士”、“農”與土地密切相關,收成的好壞也與他們密切相關,這樣“士”和“農”的感受就有其一致性。《呂氏春秋》有“上農”一篇,對農與商做了對比,美化農民的生活,其中說:“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呂氏春秋·上農》)極力醜化商人的生活方式,其中說:“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誌,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呂氏春秋·上農》)既然古代中國“上農”而輕商,而農民依靠土地為生,土地對於農民來說就是命根子,所謂“天理自然育成萬物”,古人對土地就有一種信任感和親切感。雖然我們也有很長的海岸線,但是我們古人對海沒有親近感,孔子留下的言論隻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孟子也隻有一次提到“海”:“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篇》)“海”在中國古代早期未能進入人們的視野。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是“半封閉的大河大陸型”的社會地理環境。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近代才逐漸轉變為大陸—海洋型的地理環境。那麼,在中國古代大河大陸型的地理環境,發展起來的是農耕文明。在夏商周時期,農耕文明還是原始協作式的自然經濟,秦漢到明清,才發展為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地主經濟。在這漫長的農耕文明時期,所建立起來的是與西方的城邦製度不同的家邦製度。一個家庭或家族終年在固定的土地上耕作,相互協作,親密相處,並建立起夫婦、父子、母子、兄弟、姐妹等人倫關係,所謂“夫唱婦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成為一種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範。這種規範推而廣之,君臣關係以父子關係來衡量,朋友關係以兄弟關係來衡量,也就是天經地義的了。在這個家邦製度的基礎上,於是形成了家國一體的宗法分封製(夏、商、周)和家國一體的宗法君主專製(秦漢—明清)。這樣崇尚禮與仁和君臣家庭倫理的儒家思想文化,就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思想中,脫穎而出,成為中華文化中的核心意識形態,其根源即在於這個大河大陸型地理環境中生長起來的家國一體的宗法君主專製製度。

與中國古代文化生態不同,西方的文化似應以影響整個西歐的古希臘文化為代表,其文化生態有自身的特點。從地理環境上說,為古希臘文化熏染的西歐處於地中海的懷抱中,它的疆域多是半島或沿海的島嶼。這些地方一般都依山臨海,海岸線很長。古希臘文明的起源地即愛琴海地區,這裏包括了巴爾幹半島南端的希臘半島、伯羅奔尼撒半島、克裏特島以及東愛琴海的480多個島嶼。這裏陸地與大海犬牙交錯,他們的生活來源,很難完全依靠陸地,不能不通過最初的海盜行為獲取;後來他們發現自己所在地有橄欖、礦產和柑橘等,商業經濟通過來往大海船隻自由發展起來。大海雖然給他們帶來了阻隔,不便於來往,但隻要有跨越的思想和征服的勇氣,大海並不完全是阻隔的因素,反而成為“地球上四分之三麵積結合的因素”(黑格爾語)。這樣古希臘羅馬文明是建立在開放性的海洋型社會地理環境的基礎上,古希臘羅馬人們最早的物質生存來源不能不是工農業商品經濟。就是說,他們得依靠一葉扁舟在大海裏尋找自由和機會,尋找物質生存的來源。進入中世紀後,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領主經濟發展起來。進入近代,由於科學技術的興起,工業商品經濟發展起來。由於許多地方都是一個個島嶼或半島,又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古希臘羅馬所建立的社會組織形式主要是城邦共和製、元首共和製。進入中世紀,他們建立了封建領主製和封建君主製,這是一個封閉海洋型的蒙昧時期。但到了近代,在啟蒙主義的衝擊下,他們重新發展和完善了古代的城邦民主而進入了開放海洋型的議會民主製。海洋,海洋文化,給西方注入了一種精神力量。誠如黑格爾所說:“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裏感到他自己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們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裏,把他們卷到無窮的依賴性裏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為的有限的圈子。”就是在這種文化生態環境的基礎上,西歐各國選擇了古希臘羅馬發展起來的帶有民主性的觀念文化,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二、中西精神文化的不同特質

在上述不同文化生態環境的背景下,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走上了不同的路,它們往往麵對相同的問題,但卻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質的精神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區別,我們的前輩多有所概括。如五四時期李大釗就有很全麵的概括,他在比較中西文化精神不同後,說:“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李大釗生活在“五四”那個反傳統精神占主流的時代,他的中西文化比較強調的是要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強調學習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因此他的比較不能不強調中國文化需要改造的必要性。今天我們必須從我們時代的精神出發,對中西文化的差異點作出更為客觀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