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林興宅，1941年4月生，福建德化人，當代文學批評家。著有專著《藝術魅力的探尋》《文藝象征論》《象征論文藝學導論》《批評的實驗》《藝術生命的秘密》《文藝批評方法論》《文藝係統論的新思路》等。
本文發表於《魯迅研究》1984年第1期。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拋棄了先前那種單一角度的、靜態的分析方法，而采用一種全新的係統論的思維方法，從自然質、功能質、係統質三個方麵將阿Q性格作為一個係統進行研究。作者解剖了阿Q性格的內部結構，分析了阿Q性格中各種性格要素所分別形成對應聯係；把阿 Q 的性格概括為兩重人格、退回內心和泯滅意誌三大特征；將阿Q 形象放到大的社會係統中來考察它的係統質，從社會學角、政治、心理學、思想史近代史、哲學等角度來分析，阿Q性格豐富多義的社會性，考察了阿Q典型在不同時間、空間和讀者等條件下所產生的不同功能和意義。文章用係統論的方法分析了阿Q的性格，多視角的展示了阿Q性格的豐盈與複雜，對阿Q形象的定位更為全麵準確，是係統論的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成功運用的範例。學習本文，應注意文章運用係統論分析人物的方法，避免分析的簡單化和片麵化，從而有效地認識複雜對象的整體。
阿Q形象的誕生，不僅使當時各階層的一些人士頗感不安，疑心它是替自己畫像，而且也弄得此後的一些研究家很不安寧。《阿Q正傳》問世已近六十年了，發表過的有關評論恐以百計，其中見仁見智，各執一隅，誠然不乏精辟的識見，卻未能獲得一致的判斷。
我們閱讀了一些有關《阿Q正傳》的評論資料，從中可以發現：盡管各人的意見針鋒相對，但對問題的思考、分析的方法卻有驚人一致的地方。比如，關於阿 Q 是什麼性質的典型問題，有不少人認為阿 Q是雇農的典型。他們的根據是小說中描寫阿Q 的“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阿 Q 真能做”等詞句以及阿Q要求革命的細節。很顯然，他們的分析方法是把上述阿Q性格的因素從阿Q性格的整體中分刈出來進行考察的，而沒有考慮這些描寫在阿Q性格整體中處於什麼地位，與其他性格因素關係如何等問題。另一種意見認為阿 Q是落後農民的典型，理由是阿 Q 的階級地位屬於農民，而思想意識是統治階級的，這是因為阿Q的落後、不覺悟造成的，發生阿Q的典型性等於、大於或小於階級性的爭討。可以看出，爭論的各方都把阿Q這一複雜的典型，看成是農民階級的特征和別的階級的特征這兩部分的相加。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阿Q主要的是一個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義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這是一個集合體，在阿Q這個人物身上集合著各階級的各式各樣的阿Q主義”。理由是阿Q身上主要的性格特征——精神勝利法是普遍存在於人類身上的一種劣根性，魯迅隻是用阿Q這一具體形象畫出這種“思想性”。很明顯，他們所用的方法是把阿Q思想行為的特殊方式從阿Q身上抽象出來，成為“阿Q主義”或“阿Q精神”這樣一種思想概念，並據此認識阿Q的典型性的。總之，上述意見在考察阿Q性格時，都缺乏有機整體觀念。也就是說，它們沒有把阿Q性格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即一個由各種性格因素互相聯係、按照一定的結構方式組成的辯證統一體。它們在方法論上的共同點就是對阿Q性格的整體進行機械的切刈或剝離，然後以局部求解整體。
其次是關於阿 Q 主義的來源問題。有人認為阿 Q 主義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不是農民階級固有的，作為農民的阿Q 接受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影響。有人認為阿 Q 主義有兩個來源，除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影響外，農民階級自身也會產生阿 Q主義。而有的人則認為阿Q 主義是“無人不有一些”的“人的特質”，是“人所共有的人性”。總之，關於阿Q主義的來源問題，各種不同意見都是從它的階級根源方麵著眼，單純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阿Q 的性格特征，而沒有把阿 Q 主義放到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從各個側麵進行分析。這是一種單向思維的方法。
最後是關於阿 Q 典型的意義問題。阿 Q 的影子不僅在統治階級的人物中普遍存在，而且在被壓迫階級的人群中也可以找到；不僅過去的時代，而且今天也仍然存在阿Q一類人物；不僅中國有阿Q，外國也有阿Q。這種現象應該怎樣解釋呢？不少人隻強調阿Q典型的階級性、時代性和民族性，而否認它的超越階級、時代、民族的普遍意義，或者把這種普遍意義說成是文藝欣賞中的類似聯想或名稱借用的現象，認為阿Q性格與不同階級、時代、民族的讀者之間隻有一種表麵形式的聯係，而沒有實質內容的聯係。有人把這種現象叫做共名。在他們看來，阿Q性格在不同階級、時代和民族中不可能產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鳴，它的影源充其量隻不過是把生活中那些有自欺欺人的行為的人稱為“阿Q”這樣的共名現象。因而，阿Q早已死去，它隻是藝術博物館中的一座雕像。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們都是把阿Q典型看成是封閉的、靜止的東西，采用的是靜態分析方法，而沒有把阿 Q 典型的意義看成是矛盾運動的過程，阿Q 典型既是階級的又是非民族的，正是這種對立統一的運動使阿Q典型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
上麵我們舉出阿Q典型討論中的一些意見為例，說明不同意見的爭論在方法論方麵有驚人相似之處。同時，這些不同意見在邏輯方法上也有共同點，都是采用傳統的因果關係的三段論式，即把問題放在線性因果關係的鏈條上來思考。他們對阿Q性格進行切刈的處理、單側麵的觀察和靜態的分析之後，就用傳統的邏輯方法作出推論，從而對阿Q性格的本質作出判斷。我們可以對上述各種意見進行簡化處理抽出共同的邏輯公式，那就是：因為A是P，P是B，所以A是B。由於邏輯方法相同，隻要前提不同，結論也就不同，否定了它的前提，結論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麵。比如，有人根據阿Q“真能做”的字眼和要求革命的描寫，得出阿Q是雇農典型甚至革命農民典型的結論。但是，我們也很容易找出相反的論據來否定。《阿Q正傳》明明強調阿Q“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這不是阿Q反對革命的鐵證嗎？更為不妙的是阿Q後來的“革命”，其動機分明是撈取權勢、財帛和女人，這於阿Q的“革命”性格很有些醜化的味道。這樣爭論下去，當然隻能各執一端，不可能獲得一致的意見。
阿 Q 性格的複雜性在於：阿 Q 是個被壓迫者，可是他的性格核心卻是消極、可恥的，與他的階級屬性是不相容的。這就是說，阿Q的意識與阿Q的階級存在似乎是矛盾的，阿Q的性格特征不能表現阿Q作為雇農的本質。這是對那些主張典型即本質的論者是一個挑戰。其次，阿Q身上的性格特征，即所謂“阿Q主義”或“阿Q相”既存在於被剝削者阿Q身上，卻又不是一個階級的現象，其他階級的成員也存在這種性格特征。這就是說，阿Q的個性與阿Q的共性似乎是矛盾的，阿Q的個性特征超出了阿Q的階級共性。這就是對典型性即階級性論者的一挑戰。第三，阿Q形象誕生時，中國已經開始了黨領導下的現代民主革命。阿 Q 是個被剝削、被壓迫的雇農，魯迅又分明是個偉大的革命作家，為什麼卻把阿 Q 寫得這麼落後、可笑呢？這就是說，阿Q的性格與產生它的環境似乎是矛盾的。如果站在為作者辯護的立場，那就必須竭力誇大阿Q的革命性，在阿Q身上塗飾亮采，似乎阿Q並不是一個有著消極可恥的精神勝利法的角色，而是一個“充滿革命激情的理想家”。如果按照“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傳統理解來要求，那又要指斥作者把農民寫得太落後，不真實。這是擺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論麵前的一個困難。
從這裏可以看出，對於象阿Q這樣複雜的典型，運用傳統的思維方法來處理是很難奏效的。那種切刈的分析、單一角度的分析、靜態的分析等方法不可能完滿地回答存在於阿Q性格中的各種矛盾現象。連優秀的文藝批評家何其芳同誌生前也不得不感慨：阿Q性格是如何形成的？這是難於索解的問題。因此，要認識阿Q這樣複雜的典型，必須在思維方法上進行一番變革。這就是：用有機整體觀念代替機械整體觀念；用多向的、多維聯係的思維代替單向的線性因果聯係的思維；用動態的原則代替靜態的原則；用普遍聯係的複雜綜合的方法代替互不關聯的逐項分析的方法。具體說來，就是把阿 Q 性格作為一個係統（即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研究，考察係統內部各種性格因素的聯係以及它們構成整體的結構和層次，從它們的有機聯係中把握阿Q 性格自身的規定性，即它固有的本質。同時把阿 Q 形象放到社會大係統中，從各個側麵來考察它的係統性質。並且曆史地考察阿Q典型在文藝欣賞中不同時間、空間和讀者的審美狀態等條件下所產生的不同功能和意義。這樣的分析方法或許可以避免各執一端的片麵性。
（二）
在小說中，阿Q是個被封建統治階級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赤貧，最後竟糊裏糊塗地做了示眾的材料，不明不白地死在“革命黨”的屠刀下。阿 Q 在短短三十幾年的一生中，承受了多少人間的不幸和災難！在他驚人的麻木的心靈裏蘊蓄了多少人生的痛苦和辛酸！這樣一個人物形象，本應是舊中國農村無產者的典型了。的確，從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而吉，阿Q堪稱農村無產者的代表，在他的階級成分表上，人們都會毫不猶豫地填上“雇農”二字。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魯迅並沒有一本正經、聲淚俱下地控訴地主趙太爺們壓迫阿Q 的慘狀，沒有讓讀者正襟危坐，斂聲屏息地傾聽阿 Q 反抗壓迫的英雄故事。按照我們慣用的階級分析方法來看待，小說對於以趙太爺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殘酷壓迫的描寫顯然是不夠充分、不夠典型的，而阿 Q 作為農村無產者的階級本質的形象再現，也令人大失所望。如果我們隻根據阿 Q 形象的社會學內容來判定阿Q典型的性質，那就大謬不然了。魯迅當年假如隻是出於對阿Q進行社會學的圖解，那麼阿Q也就無法成為不朽的典型。阿Q典型的藝術力量恰恰就在阿Q身上具有的不同於一般雇農的那種特殊性。正是這種特殊性，包含了魯迅對於世界人生的深邃的哲理思考，包含了作品震攝人們靈魂的美學意蘊。
那麼特殊性是什麼呢？就是阿Q 的異乎尋常的性格特征。你看，阿 Q的命運夠淒慘的了，但是他卻時時感到得意；阿Q在現實中一次又一次地失敗，可是他在精神上卻一次又一次地獲勝。直到被抓去殺頭前，阿Q還能戰勝死亡的恐懼，無師自通地大喊：“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表現出使人的靈魂顫栗的得意。一方麵在現實中到處碰壁、飽嚐辛酸，另一方麵在幻想中自欺自慰、自傲自足。我們在小說中可以明顯看到：魯迅正是從實際的失敗受辱和虛妄的勝利自傲這兩方麵來描寫阿Q性格的。在這裏，淒慘和得意、失敗和勝利形成強烈的對比；物質和精神、現實和幻想尖銳地對立；悲劇和喜劇、眼淚和笑聲高度地交融統一，它們形成了巨大的情感衝擊波，轟擊著讀者的靈魂。而且，阿Q越是獲得精神的勝利，讀者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感到得意，讀者就越是感到痛苦。這是多麼奇異的魅力啊！魯迅哪裏是在塑造一個雇農的典型呢？分明是在揭示生活的悲喜劇的真相。作者是由痛苦的沉思轉為發笑，而讀者則由發笑轉入痛苦的沉思。阿Q性格的真諦，不正是存在於這特殊的矛盾統一體之中嗎？
過去，人們常常把阿Q的性格特征歸結為一點，即精神勝利法。因而，“精神勝利法”幾乎成為阿Q性格的代名詞。這當然是因為魯迅把阿Q的這一思想行為方式的外表特征描繪得十分傳神，突出，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但如果以為精神勝利法就是阿Q的全部性格內涵，那就把問題簡單化了。盡管精神勝利法是阿Q 思想行為方式的一個顯著特征，但不能以這一特征的概括代替對阿 Q 性格複雜性的研究。從係統論的觀點看來，阿Q性格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它是由各種性格因素按一定的結構方式構成的有機整體。所謂性格因素就是阿Q的全部思想行為方式所表現的性格內容，它是構成人物個性特征的人格素質。那麼，阿Q性格的基本原素有哪些呢？我們認為主要有如下幾種。
質樸愚昧但又圓滑無賴。阿Q靠出賣勞力聊以度日，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幾乎是憑著本能勞動和生活。但另一方麵，阿Q又表現出圓滑無賴。你看，“口訥的他便罵，力氣小的他便打”，他偷尼姑底的蘿卜，被尼姑發現了，死皮賴臉不承認，還說：“你能叫得它答應嗎？”頗有善於應變的“圓機活法”。
率真任性而又正統衛道。阿Q迫於生路參與搶劫，回未莊後毫不掩飾，坦白得可愛。他一任生理本能的需要求食求愛，不受傳統道德規範的約束。可是他的思想裏卻樣樣合於聖經賢傳，嚴守男女之大防，頗有衛道者的氣概。
自尊自大而又自輕自賤。所有未莊的居民，阿Q全不放在眼裏，對趙太爺和錢太爺也不表格外的崇奉。他的名言是：“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達到自負自傲的地步。但另一方麵，阿 Q又很能自輕自賤，打敗了就輕易承認自已是蟲豸而求饒；賭博贏來的錢被搶走，竟然自打嘴巴，用自賤的手段來消除失敗的痛苦。
爭強好勝但又忍辱屈從。阿Q很愛麵子，處處都想勝人一籌。這種爭強好勝的心理甚至發展到與別人比醜的荒唐地步。但另一方麵，阿Q卻處處忍辱屈從。他受盡壓迫淩辱，卻默默忍受著。趙太爺不準他姓趙，打了他嘴巴，他沒有抗辯；地保訓斥了他一番，他又謝了地保二百文酒錢；他向吳媽求愛，趙太爺趁機敲榨，剝奪了他的勞動和生活的權利，他也沒有反抗的表示。
狹隘保守但又盲目趨時。阿Q自以為見識高，其實是偏狹，凡是不合未莊老例的，他都認為是錯的，阿 Q 的邏輯是存在即合理，不容任何變革，唯祖宗成法是尚。但阿 Q又善於趕時髦，進過一趟城，就鄙笑鄉下人不見世麵，誇耀城裏連小孩也能“叉麻醬”。革命黨進城，看到未莊的人將辮子盤在頭上的逐漸多起來，他也學著這樣做。
排斥異端而又向往革命。阿Q很有排斥異端的正氣。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對象，而假洋鬼子進洋學堂，剪掉長辮子自然也是異端，因而成為他最厭惡的一個人。他對造反也是深惡痛絕之。但後來革命來了，盡管他也懂得這是殺頭的罪名，是最大的異端，但看到革命對自已有利，也就想搞革命，甚至不惜去投靠他最厭惡的假洋鬼子。
憎惡權勢而又趨炎附勢。阿Q受欺負憤憤不平，對壓迫他的權勢者趙太爺之流心懷怨恨，隻要有反抗報複的機會，他就會狠狠報複，因此看到趙太爺們在革命浪潮到來之際慌張的神情，他便十分快意。但在趙太爺權高勢重之時，阿Q卻又想攀附他。他總想能與趙家聯係起來，借重趙太爺的權勢來提高自己的地位。
蠻橫霸道而又懦弱卑怯。阿Q欺軟怕硬，在比他弱小者麵前表現得十足的霸道。他被王胡打敗，遭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就無端遷怒小尼姑；他受趙太爺的迫害，丟了生計，就把不滿發泄到小D身上；革命到來，他不許小D革命。在這些弱者麵前，阿Q儼然如趙太爺的威風。但在強者麵前，他又十分懦弱卑怯。對於趙太爺和假洋鬼子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被抓進縣裏的公堂，他的膝關節自然而然的寬鬆，便跪下去了。
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阿Q對自己的弱點神經過敏，那頭上的癩瘡疤成了他的禁區，因而犯了禁忌症，但一麵對實際的屈辱卻又麻木健忘。求愛之後，剛剛挨了趙秀才大竹杠的痛打，卻很快就忘了，反倒跑去看熱鬧。最後被把總抓進大牢，判了死刑，他仍不知死期已到，反而因圓圈畫得不圓而後悔。示眾時還想設法去博取觀眾的喝彩。真是驚人的麻木。
不滿現狀但又安於現狀。阿Q每當受到欺侮而不平時，總是感慨：“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並且他也希望改變自己的現狀，對革命的幻想就是阿Q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但實際上他卻安於現狀，任憑趙太爺們的算計和迫害，他都能隨遇而安。到了山窮水盡之時，他就用命運來寬慰自己，以為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要遊街示眾，有時也未免要殺頭。因而內心也就釋然了，直至戰勝了死亡的恐怖。
以上就是構成阿Q性格整體的基本原素。從這些性格的原素中，我們可以發現—個有趣的觀象：阿Q性格充滿看矛盾，各種性格原素分別形成一組一組對立統一的聯係，它們又構成複雜的性格係列。這個性格係列的突出特征就是兩重性，即兩重人格，自我幻想中的阿 Q 與實際存在的阿 Q 似乎是兩個人，是不相容的兩種人格，但它們卻奇妙地統一起來。正是各種性格原素的不協調的對比使阿Q性格具有濃厚的滑稽意味。阿Q的本色在他所處的惡劣環境中是不適生存的，因此自我就發生分裂，形成雙重人格。真正的自我隻好退回內心，沉醉在躲避現實的虛妄幻想中。而經常表現出來的則是人格的另一麵，即被封建社會嚴重扭曲的自我，它是在喪失自由意誌的情況下實現的，是為了適應惡劣的環境以維持個體的生存。很清楚，兩重人格既是對自我的消極維護，又是對惡劣環境的痛苦適應。所以一方麵是退回內心，一方麵是泯滅意誌。前者實際上是反抗環境的變態反應，是為了解決自身的心理衝突，以達到心理的平衡；後者是適應環境的變態反應，是為了解決個人與環境的尖銳衝突，以達到個人與環境的平衡。總之，阿Q兩重人格的實際表現往往是：一方麵退回內心，耽於幻想以維護自我，另一方麵是泯滅意誌、適應環境以維護個體的生存。因此，隨著阿Q性格的兩重性特征而來的還有另外兩個特征，即退回內心和喪失自由意誌。這三個特征是互為因果的，構成了阿Q性格的複雜性。各種性格原素就是由兩重人格、退回內心、喪失自由意誌這樣三個特征聯係起來，構成一個性格整體。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阿Q性格的複雜結構，我們可以用一個圓形來表示，
那麼，阿Q 性格的這一複雜結構的性質是什麼呢？這就必須對阿 Q 性格的三個特征進行分析。魯迅認為：奴才兼有兩種身份，在主子麵前是奴才，而在地位比他低一等的小奴才麵前則又是暴君。在封建專製社會裏，除了皇帝是絕對的主子，最低層的人民是絕對的奴隸外，其餘的臣民都有兩種身份，兩重人格，學會了當奴才，也就學會了當主子。即使是皇帝，有時也不免要當外族統治者的奴才，而下層人民有時也可以在自己妻子、兒子麵前當暴君。這在封建專製的社會裏是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至於退回內心，恩格斯在論述早期基督教的產生時說：“現狀不堪忍受，未來也許更加可怕，沒有任何出路？？但是，在各階級中必然有一些人，他們既然對物質上的解放感到絕望，就去追尋精神上的解放來代替，就去追尋思想上的安慰，以擺脫完全的絕望處境？？幾乎用不著說明，在追求這種思想上的安慰，設法從外在世界遁入內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數必然是奴隸。”這段話雖是對基督教產生的原因的分析，但從中也可說明：躲避現實、退回內心是奴隸的基本素質。此外，沒有自由意誌也是奴隸的特征，恩格斯說：“在資產階級的粗暴野蠻、摧殘人性的待遇的影響之下，工人逐漸變成了像水一樣缺乏自己意誌的東西，而且也同樣必然地受自然規律的支配——到了某一點他的一切行動就會不由自主。”這段話揭示了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處於最下層的人喪失自己意誌的必然性。思格斯在論述英國工人的狀況時還把他們稱為“處在各種各樣錯綜複雜情況下的沒有自由意誌的物體”。正如期賓諾莎所說的，他們“完全按照人們的意見生活，追求人們通常所追求的東西，規避人們通常所規避的東西”。阿Q不正是這樣的“物體”嗎？從以上可以看出，阿Q性格的三個特征恰恰是產生於愚弱國民所處的惡劣環境和屈弱地位，來源於被壓迫、被淩辱的下層人民當中，是專製主義製度所造成的國民的心理變態和人性異化，並非來自統治階級自身。阿Q性格的這三個特征就是奴性的三種典型表現。因此，我們必須把阿Q性格界定為奴隸性格。而在統治階級成員中，隻有當他們麵臨挫折和失敗，在外族侵入淪為別的統治者的奴才後，才會產生類似阿Q性格的特征。
由此可見，魯迅在《阿Q正傳》中既不是要塑造一個雇農的典型，也不是要給剝削階級畫像，更不是要表現一種抽象的人類本性。魯迅是曆史地、具體地活畫出國民的靈魂——奴性心理，以此喚醒民眾。
阿Q性格的三個基本特征概括了阿Q的認識、情感、意誌等心理內涵，提供了奴性心理的典型形式。因此，作為奴性心理的典型形式的阿Q 性格便具有巨大的概括力，它是阿 Q形象具有超越階級、時代、民族的普遍意義的信息基礎，也就是說，阿Q形象對於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民族的讀者都能輸送奴性心理特征的信息。沒有這個基礎，別的階級、時代和民族的讀者就會感到隔膜。但是，這種奴性的心理的典型形式又是存在於“這一個”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未莊的流浪雇農阿Q身上，帶有鮮明的階級、時代和民族的特定內涵。阿Q的許多具體的行為方式，都隻能在一個受盡壓迫的鄉村流浪雇農身上發生，隻能在小農經濟為主的落後閉塞的鄉村裏發生，阿Q式的“革命”和“大團圓”都是辛亥革命的具體產物。在別的階級、時代和民族的成員裏，奴性心理就會有不同的行為方式。總之，阿Q性格是奴性的典型，這一典型就是奴性心理典型形式與特定階級、時代和民族內涵的辯證統一體。這就是阿Q性格的自然質，即它自身固有的本質。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阿Q性格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在這一整體中，各種性格原素通過特征的聯係構成一個複雜的網絡結構，它們有機聯係、不可分刈，被奴性的典型這一自然質製馭著。如果把某種性格原素從這個網絡結構中分離出來，孤立考察，那麼它就失去原來的意義，而出現新的意義。孤立地考察某種性格原素，不可能正確理解阿Q性格的本質。
三
阿Q性格的自然質是奴性的典型，這是僅就作者所塑造的形象這一角度而言的。而實際上，藝術形象是在讀者欣賞過程中最後完成的，是作家與讀者共同創造的。同一個藝術形象在不同的讀者當中會產生不同的新的功能和意義。因此，藝術形象的本質並不是靜止的、固定不變的，而是在文藝欣賞中不斷變化，隨著時間、地點和讀者的不同而出現差異性。藝術形象在欣賞過程中經過讀者的再創造而產生新的本質意義，就叫做功能質。我們在認識阿Q性格的時候，不能停留在對它的自然質的認識上，還要考察它的功能質。
那麼，阿O性格的功能質是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考慮文藝欣賞中的各種相關因素，這是極其複雜的問題。要解釋這樣一些現象：為什麼阿Q典型的出現被當時許多人疑心在罵自己，而今天的讀者看了仍然可以在生活中找到阿Q的影子，而且不僅中國有阿Q，外國也有阿Q，外國的讀者也可以在阿Q身上找到自己的投影。可見，阿Q典型的產生雖有一定的曆史背景，但它的意義卻超出了特定的時間和地域。阿Q性格隨著時間和地域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質，這種功能質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麵：
首先，在阿Q 典型誕生的那個時代，阿 Q性格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失敗主義思潮的特征。清末以來，帝國主義不斷入侵，中國人接二連三地蒙受戰敗的恥辱，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社會。統治者在國內人民麵前依然是暴君，但在帝國主義麵前卻成了奴才。因而在統治階層中失敗主義情緒蔓延。他們在強大的帝國主義麵前無力抵抗，忍辱負重，奴顏婢膝，賠款割地，出賣主權，什麼屈辱都默默忍受。但一麵又不甘失敗，不肯認輸，不願改革弊政以圖自強，卻躲避現實，在精神上尋求安慰和解脫。他們以文化古國自誇，看不起外國人，口口聲聲稱之為蠻夷。魯迅在日本留學時，那些中國留學生雖明知自已是戰敗國的國民，卻以中國有了不起的精神文明自誇，把日本人全不放在眼裏。有時追求精神的安慰，“便神往於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這是一種可笑的變態心理，骨子裏是消極的失敗主義，反過來尋求精神安慰，以自大自傲的形態表現出來。老朽的中華帝國到了窮途末路時所出現的這種失敗主義情緒，類似於破落戶的心理特征，因為他們都經曆了由盛而衰的過程，都有值得自傲的曆史，—旦失勢之後，必然趨向於懷戀過去，誇示曆史。失敗主義情緒不僅在統治階層嚴重存在著，而且汙染了其他階層，成為一種普遍流行的社會思潮。而阿Q在屈辱麵前所使用的精神勝利法與這種社會思潮多麼相似，阿 Q性格簡直是這種失敗主義思潮的範式了。當時的人們在閱讀《阿 Q正傳》時，很自然就會從這一範式聯想到自己或別人身上的各種失敗主義的表現形態，而阿Q性格的特定階級內涵就在讀者的審美知覺中被暫時抑製了。阿Q性格就在文藝欣賞中被改造成為當時的失敗主義社會思潮的象征。所以，盡管阿Q是農村流浪雇農的阿Q，但阿Q性格卻超出了它的階級歸屬，成為當時社會的各階層人士精神狀態的一麵鏡子。
其次，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阿Q性格是中華民族的國民劣根性的象征。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智慧的民族，但卻又是災難深重的民族。它長期處在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之下。專製的反麵是奴才，皇帝之下，一級一級的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奴才，下層人民自然也是奴隸或奴才。專製政治的主要特征是恐怖，這種社會氣氛必定是培養奴性的土壤。加之外族的不斷入侵，漢族在曆史上曾幾次淪為異族統治者的奴隸，即使統治者也免不了變為奴才。魯迅痛切感到：中國曆史上隻存在兩種時代，一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正因為這樣，奴性便浸透了中華民族國民的骨髓和靈魂。
魯迅是自覺要通過阿Q的形象畫出中國國民的靈魂來的。這個創作意圖在許多地方都明講過。應該說，魯迅是完滿地實現了這種創作意圖的，《阿Q正傳》的確成為了中華民族國民的人心史。當然，中華民族國民的劣根性有各種表現形式，它比之阿Q形象要豐富得多。但魯迅以極其深刻的眼光，以最尖銳、最鮮明的形式再現了奴性心理的典型特征，因此具有極其廣泛的概括性，使世世代代的讀者都能從阿Q形象身上認識中華民族可憐而又可恥的心靈的曆史，驚訝地發現自己身上的劣根性而痛下決心改造自己的靈魂。
是的，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確時時處處都可以找到阿 Q 們，阿Q 的各種性格原素正是國民劣根性的形形色色的表現，阿Q性格可以說是國民劣根性的範式。而國民的劣根性不僅在舊中國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今天的許多人身上仍然殘存著，因此，不同時代的讀者都能夠從阿Q的性格聯想到世人的各種麵目和人間的各種世相，而引起內心的共鳴。阿Q的形象，在各個時代的讀者的審美再造的世界中成了國民劣根性的象征物。而阿Q形象固有的特定階級、特定時代的內涵，就被擠出了讀者審美注意的中心。正是由於文藝欣賞的審美再創造，所以阿 Q性格超越了特定時代的歸屬，成為不同時代共同的一麵鏡子。阿 Q性格作為國民劣根性的象征，這是它在文藝欣賞中獲得的第二種功能質。
中國人熟悉阿 Q，因為阿 Q 就生活在中國社會、生活在國民的心中。但是外國人也熟悉阿 Q，阿 Q形象超越國界，在異族人民當中產生共鳴。那麼，這種現象又如何解釋呢？這種現象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在這個層次，阿 Q性格又成為人類“前史時代”世界荒謬性的象征。各民族的讀者都從阿 Q 形象身上看到這種荒謬性，因而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