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評論在文學活動中的位置
所有的文學活動可以分為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兩大類。文學研究又分為文學史研究、文學理論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等方麵。文學評論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方麵，它是最基礎的文學研究活動。文學史的研究、文學理論研究、比較文學研究往往都與文學評論密不可分。正如韋勒克和沃倫所說的那樣：“文學理論不包括文學批評或文學史，文學批評中沒有文學理論或文學史，或者文學史裏欠缺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這些都是難以想象的。顯然，文學理論如果不根植於具體文學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學的準則、範疇和技巧都不能‘憑空’產生。可是，反過來說，沒有一套課題、一係列概念、一些可資參考的論點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編寫也是無法進行的？？這個過程是辯證的：即理論與實踐互相滲透，互相作用。”①文學評論又是最接近創作的一個研究領域，很多作家往往同時又是評論家，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比較突出，著名學者羅根澤指出：“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並沒有多少批評家。”②寫《典論·論文》的曹丕，作《詩品》的鍾嶸、《二十四詩品》的作者司空圖、《滄浪詩話》的作者嚴羽，《人間詞話》的作者王國維等等，既是批評家，也是詩人或作家。中國現代著名作家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冰心等，也寫了大量的文藝評論文章。西方的歌德、席勒、莫泊桑、雨果、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等著名作家，也是傑出的文學評論家。中國當代作家王蒙、格非、徐坤、曹文軒、閻真等都寫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文章。優秀的文學評論可能成為文藝理論或文藝史的一部分，例如狄德羅的《繪畫論》，萊辛的《漢堡劇評》、席勒的《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鍾嶸的《詩品》等。實際上，當代研究文學史的學者大多也是優秀的文學評論家，如陳思和、錢理群、王曉明、謝冕等。
二、文學評論的內涵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中講到了“評”、“論”，“評者，平理”，就是評價、裁斷，“論者，倫也”，就是闡發道理。鍾嶸的《詩品》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形態的文學評論的文本，品評了從漢至梁122 位五言詩人，分上、中、下三品，揭示其風格特點。雷納·韋勒克在《文學批評的術語和概念》中考證，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字源出自希臘文的krites（判斷者）和krinein（判斷），含有“文學的判斷者”之意的kriticos一詞，最早出現於公元前4世紀末。英語的criticism，法語的critique，德語的kritik，都源於希臘語kriticos。本書所講的“文學評論”，通常也稱作“文學批評”。對這兩個概念已有許多學者做過辨析，如在以群主編的《文學基本原理》一書中，對“文學評論”與“文學批評”的關係是這樣區分的：“文學評論是總括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而言的。文學批評著重於評價具體作家的作品，同時也包括對於一定曆史時期的文學運動、文學思潮以及各種文學流派的研究分析，而文學理論則著重於探討和總結文學現象中帶有規律性的問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十分密切而不能截然分割的。”③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對“文學評論”和“文學批評”進行了分析考證，羅根澤認為：“所以似應名為‘文學評論’，以‘評’字括示文學裁判，以‘論’字括示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但‘約定俗成’，一般人既大體都名為‘文學批評’，現在也就無從‘正名’，隻好仍名為‘文學批評’了。”④在以群和羅根澤的辨析中，“文學評論”包括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即既包括對具體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文學流派的考察，也包括對文學規律的探討。本書所用的“文學評論”的概念取他們二人所說的“文學批評”的範疇，其內涵是：接受主體或評論主體以文學鑒賞為基礎，以一定的文學理論為指導，對作家群體、文學現象、思潮流派、作家的創作活動、讀者的閱讀接受活動、文學作品乃至作品中的情節、人物諸要素等進行文化的、心理的、審美的、語言的、結構的等宏觀或微觀的分析、評價活動，其中心是對作家、作品的闡釋、評判。這是在狹義的意義上來使用“文學評論”這個概念，在本書的具體行文中，“文學評論”和“文學批評”二者通用。
三、中國古典文學評論
中國古典的文學評論多采用詩論、詩話、序跋、評點、以詩言詩等方式，與當代文學評論用數千字的注重邏輯體係的論文的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但中國古典文學評論仍然對當代文學評論有啟發和借鑒作用，這主要體現在文學評論的基本規律的通用上。如中國古典文學評論講究作品的內容、文采和社會效應。“文之以禮樂”（《論語·憲問》，就是說隻有精通禮樂才能做好“文”，“情欲信，辭欲巧”（《禮記·表記》）要求文章的情感要真摯，詞藻要美。孟子提出“以意逆誌”的詩歌分析的整體觀，即不拘泥於個別詞句而影響了對整體詩歌主旨的理解，要從躲躲閃閃的言辭中發現作者的真正意圖：“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孟子還提出了“知人論世”的批評原則，“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莊子強調對“韻外之致”的領會，而不止於言辭的表麵。“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莊子·秋水篇》）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強調作家的個性、氣質和藝術風格。鍾嶸《詩品》提出“溯流別”和“滋味”的批評尺度，點明在文學的曆史中詩歌藝術的縱向繼承，以形象說詩，評論家將詩歌中那種朦朧的、模糊的、飄忽的情感體驗通過形象化的言辭表達出來。劉勰認為應以比較的眼光和辯證的態度來評價作家的創作得失，應“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劉勰《文心雕龍·序誌》），要力避個人主觀武斷和片麵性，應有豐富的閱讀鑒賞經驗，居高臨下審視評論對象，所謂：“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文心雕龍·知音》）其他如“神韻”、“情調”、“意境”、“風骨”、“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等概念都是從文學批評實踐中所總結出來的，這些基本的文學規律無疑是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理論資源。中國古典文學批評注重對文學實踐的指導作用，比如評點的方式是評論者溝通作者、讀者的重要方式，金聖歎評點《水滸傳》、《西遊記》，張竹坡評點《金瓶梅》，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脂硯齋評點《紅樓夢》，評點擴大了小說的影響，提高了讀者讀小說的“眼力”，其實用性很強。
中國古典文學批評注重暗示、領悟的思維方式對當代文學批評也具有啟發意義。文學批評的第一步是感悟作品，隻有借助評論主體的感悟才能對評論對象做出合理的闡釋，並進而上升到文學理論的總結。王國維在論“境界”時說：“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這段話以詩論人生事業的境界，並沒有做具體的概括，三重境界都是形象化的詩意描述，其人生旨味留待讀者通過情感想象去品味、闡釋，給人以深長的意味。這種將理論總結寓形象描述之中的思維方法對於當代文學評論的寫作無疑是有借鑒價值的。
四、中國現代文學評論
中國現代文學評論是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曆史轉型而產生的，知識體係的變更，西方現代科學理論方法的引進，邏輯思維體係的引進，對現代文學評論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現代文學評論是為發表而寫的一種評論，有著明確的社會效應，中國現代文學評論是與中國現代新文學運動一同誕生的。五四時期，一些反傳統、追求自由戀愛的作品受到封建保守派文人的攻擊。鬱達夫的作品《沉淪》被人指責為“誨淫”之作，周作人撰文指出：“人間的精神活動無不以廣義的性欲為中心？？這些本能得到相當的發達與滿足，便造成平常的幸福的性的生活之基礎，又因了升華作用而成為藝術與學問的根本。”①《沉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而不是色情作品，《沉淪》是用藝術的形式對性心理的升華，周作人的評論肯定了《沉淪》的現代藝術地位。茅盾、魯迅、郭沫若等作家都寫了大量的文學評論。郭沫若認為批評家應具有“深厚的同情”、“敏銳的感受”和“豐富的知識”，“文藝是發明的事業，批評是發見的事業；文藝是在無之中創出有，批評是在沙之中尋出金。”②
魯迅的文學評論大多是采用通信和序跋的形式寫的，他對青年作家的創作提出了很多指導意見。魯迅與葉紫、蕭軍、端木蕻良等人通信，既指出了他們創作的成就，又指出了他們作品的不足。魯迅還為青年作家寫過 11 篇序言，這些序言對於那些無名的青年作家來說，起到了推介作用，讓人們認識到了他們創作的意義所在。如魯迅在《白莽作〈孩兒塔〉序》中指出：白莽的詩作可能不為一些習慣“圓熟簡練，靜穆悠遠”的讀者所喜愛，但它是“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是“屬於別一世界”，具有“別一種意義”。
茅盾的文學評論風格平和，多從作品的主題、結構、語言、形象等方麵展開分析。周揚的文學評論體現出無產階級文藝家的評論特點，多從“鬥爭”、“階級性”、“典型”等側麵展開分析。胡風的文藝評論注重閱讀體驗。錢杏邨的文學評論受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藏原惟人的影響，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教條化，把文藝當作宣傳，認為表現過渡時代落後心理的和精神病態的作品沒有時代性，隻有積極上進的作品，才能體現無產階級文學的革命使命。他將魯迅視為是“老生”、“保守的封建餘孽”，認為魯迅的創作屬於“死去的阿Q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