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果常見昨天的因。
知青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個隱喻。
國民經濟的瀕臨崩潰，精神世界的崩析混亂，社會生活的歇斯底裏，把一代青年放到火爐上炙烤。精神和肉體在那場火浴中東奔西逃尋找寄存而不能，即使家庭也幾乎不能成為佑生的暖巢，每一個人都在期冀他根本不可預知的出路的出現。
也正因為如此，當那個上山下鄉的時代結束後，知青題材的小說便如春風吹過遍地生長，經過十多年的繁榮才漸趨平靜。然而，正如烏納穆諾說：“從悲劇的深淵中可以躍現新的生命，並且也隻有飲盡精神的悲愁，我們才能啜嚐生命根底的甜蜜。身心的極度摧折痛苦引導我們走向慰藉。”（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對參與了那場悲劇性的肉搏的人來說，有些東西是生命中的芒刺，時時在意識的深處發出隱隱的痛，會伴隨生命的全過程。唯一的抒解是用某種方式陳說那種痛。如此，曾經擔當的苦難，才有了意義。
陸立明先生《飄飛的風箏》是眾聲說話之後的一篇知青題材的小說。
黃浦江邊佇立的楊振華正經曆著靈與肉的折磨。眼前是滔滔不絕的大河，他看見了15歲以前自己的身影，嬉鬧、紮猛子、玩伴、調皮搗蛋，身後是上海，含辛茹苦的老母、兄嫂生活在這裏。15年前，他也屬於這裏，現在隻有他的根還在這兒，靈魂還時時盤桓在這兒。一隻寄居蟹被生活的浪帶到了遙遠的大興安嶺，靈魂時時牽引他回來，腳步又帶他一次次離開。從大興安嶺到大慶，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變化，引起了什麼樣的後果，他有能力反顧檢省，沒辦法改變。找到新的工作和新的住房直接撲滅了他歸巢的衝動，像所有被壓在底層又血性的年輕人一樣，他發誓一定要混出個人樣回來。但嚴苛的現實對不屈的靈魂說，你的路線是規定好的。不信？那你看看———你的戀人杏芳為什麼在上海蒸發兩年了，她沒法兒麵對你。誌英在反複受辱後又拖累了別人，也畸零在上海。國良，與你最是惺惺相惜的哥們兒，你沒看得成天憋得難受嗎。阿斌呢，最快活的也是最暗淡的。
六七十年代有太多的人呢喃於苦難困頓中。那是一個“人虛無於大眾”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存在積澱了之後理性回歸的酵母，之後在災難和苦難混合的沃土上生出了自由之樹。
楊振華選擇了擔當苦難。偕誌英回了東北。擔當苦難其實是為了更為深入地沉潛到生存的底部真實中，探尋一個適合自己的選擇的基點。生命也就在這悲劇性的擔當中走向獨特性的生存頂峰。
審美是一回事，生存是另一回事。
生存中沒有審美，過程和結果無異於一頭牛，在生命力旺盛時，是出力混口草料，好保持活著。生命力衰竭了，拉來屠宰。人的能動在於通過審美，引導生存路線。但是，人又是一種容易遺忘的動物，需要反複給予審美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