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張介明教授以《藝術的曆險和宿命——伍爾夫枙海浪枛藝術的當代詮釋》為題對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海浪》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首先《海浪》在故事情節上虛化了成長的事實，而以反映生命本真的瞬間感受來展示人物的情感和思想的成長；其次在人物形象上以六個形象訴說同一個生命話題，並無交流含義的“自言自語”和人稱變化契合了對意義的形而上的追求；最後以散文詩和音樂的節奏來踐行小說領域跨文體體驗，表麵的當下難脫敘事的時序。溫州大學黃暉教授從經典的重構與其當代意義的生成層麵出發解讀了庫切的小說《福》，認為庫切將小說《福》的寫作立場置於南非的後殖民語境中，對《魯濱遜漂流記》進行了後現代重寫，探究了文學與現實生活即悖立又整合的張力關係。庫切試圖通過多重敘事、女性聲音和話語權力等文字策略，凸顯曆史與現實、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多元性，引發了對殖民主義語境下敘事與表征、話語與權力的關係等一係列問題的理性思考。江西財經大學楊莉教授以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長篇敘事詩《唐璜》為例，對詩歌敘事中的空間標識進行了探討，認為拜倫在《唐璜》中除了充分發揮傳統的時間要素作為敘事的功能，還別具匠心地利用了空間標識，從而大大豐富了《唐璜》的表現形式，並增強了該詩的表現力。浙江財經學院的詹春花副教授分別從兩個方麵列舉了《詩經》在德國文化中的接受情況：一是梳理了被翻譯成德語《詩經》的出版物概況，使對此有所整體認識；二是對照分析了德語界對《詩經》的三次成功改譯，它們最大程度地贏得了讀者群，這對當今中國的漢學外傳也不無啟示意義。
紹興文理學院徐揚尚教授論述了中國文論意象話語在日本、朝鮮、美國的際遇。他談到相對傾向對自然的再現與模仿，以假設約定、歸納演繹、描繪敘述為意義生成方式與表述方式的字母文字書寫的西方文論形象論話語，以立象盡意、依經立義、比物連類為意義生成方式與表述方式的漢字書寫的中國文論，可謂傾向對自然的表現與隱喻的意象論話語。基於立足漢字傳播與應用的龍文化圈，中國文論及其意象論話語的影響所致，形成了19世紀之前日本和朝鮮文論的幽玄說、心姿說、境趣說。反之，借用與化用中國文論意象論話語的日本文論幽玄說、心姿說、境趣說，正所謂中國文論意象論話語的“日本際遇”和“朝鮮際遇”。基於中西文化的另類異質，以及西方文化習慣以自我的話語言說非我，自我中心的意義生成與表述、話語建構與解讀模式，現代美國文論外求與接受中國意象論話語，形成了漢字詩學、意象派詩論、旋渦主義。反之，誤讀與增殖中國文論意象論話語的美國文論漢字詩學、意象派詩論、旋渦主義，正所謂中國文論意象論話語的“美國際遇”。這些都是中國文論意象論譜係鉤沉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談到怎樣書寫西方文學史這個問題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梁坤教授有她獨到的見解。梁教授認為現有的文學史書寫方式，或分國別，或分斷代，在書寫上都難以跳出曆史文化背景、作家作品簡介、代表作文本分析的模式。把作家、作品放在一個特定的時空維度上去考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也使人們的思想受到局限。從文學史上看，這樣的書寫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文學自身發展的脈絡和曆史傳承關係。如果我們能夠換一個角度審視，就會發現西方文學既有民族性、個性，也有整體性、統一性。作為其共同源頭的古希臘羅馬文學和聖經文學蘊藏著豐富的文學原型，這些原型在以後的文學史發展進程中被不斷的再現和改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這是一個原型湧動、由作品構成的獨立自足的、更為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文學景觀。原型具有強勁的繼承性、傳播性和無限生成轉換性。正是由於原型的不斷置換變形，構成了整個西方文學傳統和全部西方文學史。
因此，對西方文學做原型研究，梳理、描述他們的源流關係，將會彌補以上不足，成為文學史的另一種書寫方式，同時也可以探索經典何以成為經典的問題。福建師範大學冀愛蓮教授從以下幾點充分肯定了著名漢學家阿瑟·韋利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西傳所做的貢獻：首先，阿瑟·韋利拓寬了前代譯者翻譯的領域，選擇通俗易懂的敘事性作品為翻譯的對象，跳出了傳統譯者受經學圈囿的理路，促進了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詩歌在英語世界大眾間的傳播；其次，他采用傳記敘事的研究方法，為中國詩人李白、白居易、袁枚作傳，為英美漢學開創了新的研究途徑；再者，韋利選擇當時歐洲盛行的文化人類學為研究的視角，側重展示文學作品中蘊含的民俗民風等文化信息。而今，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外文化交流呈蔚然之勢，韋利的譯介成果對於省思翻譯理路、研究路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借鑒。